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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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是陶潜文章里的一篇。放在一起看，它的好，是好好话好好说了，不像他的诗，好好话没好好说。

《桃花源记》用的是当时的白话。似乎可以说，这是文言文时代里最好的文言。《世说新语》可以当佐证。《左传》《史记》也好，但太专，太谨。

陶潜用最直白的话说自己直白的想的，看的，编的，就是《桃花源记》。

其中的渔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里的人，都是精得不要不要的大俗人。一个是来自于想往温饱无虞的现实人，一群是安于温饱的过去人；一个是想弯道超车分享安居乐业的人，一群是“千万别跟别人讲”并设置了就是让你找不到办法的人。《桃花源记》很自然地，很坦然地把自己见到的人世和自己心里对这人世的态度，用当时最流行的“人话”说了个明白。而这说明白，正是魏晋的人文出采之处。

先秦说人世，大情大义。《诗经》不邪，情朗朗，意侃侃；楚辞酷毙，差点的没有资格相对；论语，说什么都归于宏大叙事；左传一个“弑”字，把悲欢离合简约到极致。汉赋，哪一篇容得下磨叽？汉乐府，大胸襟，大大咧咧于儿女情长。《史记》《汉书》悲怆，平常人够得着吗？所有这一切，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或者说，太Tmd高大上高富帥了。

魏晋不了。也不是不高大上高富帅了，而是明白了它们是怎么一回事了。而且，把它说白了。《桃花源记》的向往，非常“温饱型”；它的情调很平民，“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它不励志，而是想躺平就能如愿。它不玩道家哪一套假的，而是实打实，公开的我就是个饮食男女；它不像先人不过乌江，丢不起那人，而是故土可以不要，沃土千方百计地想去。中国传统里，像《桃花源记》这样“我小器，我乐意，咋的”，虽不是仅见，但却是邂逅。

清流，看点在清。什么是清？澳洲杨兰兰秘而不宣，是浊；“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是清；“走个面儿”，接踵而来的深扒韩红，却很少去指斥冯小刚的俗和坏，是脏；“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是真性情中人，这种高尚，不见得有多“高”，但是透明的，是干净的。《桃花源记》出采的地方，在于它写出了这个清和高。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及坦然地面对“恶小而为之”“善小而不为”。陶潜用《桃花源记》说，我不是个什么好人，但我是个真人，好吃懒做，想躺平，想弯道超车。所谓，老吾老，就这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