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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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上学的路上有家维吾尔族人，兄妹俩跟我差不多大，天天在外面玩，我有时跟那个妹妹一起玩。有一天，她哥哥跑过来抢我发卡，那个年代好不容易才有的发卡啊，我生气地在后面追，他有点吃惊我居然动手抓他，闪身挣脱后拿着发卡飞也似地跑了，我恨恨地看着他的背影，心想要是有个哥哥该多好。打那时起我一见到他就给他白眼，但过了些天他就开始没事人似的笑嘻嘻地冲我打招呼，次数多了弄得我也就没了脾气，后来因为换学校不再经过那条路，也就见不到了。工作后有一天去二道桥的巴扎买东西，旁边的摊主居然是他，我们几乎同时认出对方，惊喜不已，互相拍拍对方的肩膀称兄道弟。他也顾不上做生意了，只是不停地说着我们小时候斗鸡眼的故事，临别时又塞给我一把杏干，互道珍重。不打不相识的朋友，如果再见面还能认出来吗？

从小学到初中，有个维吾尔族同学的身高跟我一样，入学第一次排队就挨着，以后成了习惯，一直到初中身高不太一样了还往一块儿凑，自然而然地成了好朋友，放学一起疯玩，跳橡皮筋一定要跟我一拨，跟别人有争执时总是无条件地站在我这一边，可惜到高中不在同一所学校，就再没见过了。男生们打群架，有民族朋友的那一方基本占上风，彪悍且勇猛，不耍心眼。工作后跟几个维吾尔族同事都很亲，都曾在对方家里吃过饭。他们就是给首歌唱、给支舞跳就灿烂的一群人，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回你的就是两肋插刀的情谊。在各个暴乱中，包括“七五”期间，总有维吾尔族兄弟冒着风险站出来掩护汉族，所以如果笼统地说维吾尔族人是“疆独”、搞暴乱，那么伤害的都是自己人。

其实少数民族只是热衷于显示他们的肌肉力量，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比较单纯，比汉族更容易交朋友，而且一旦认准你是朋友，就会侠义心肠地跟你站在一起。王震当年歼灭的最强势的哈萨克首领乌斯满就是一个典型：乌斯满是阿勒泰可可托海人，作为三区革命的一个分支，他一开始反的是盛世才的暴政，并得到苏联支持，跟新疆省军南征北战地打得不可开交，甚至屠杀了一大批当地的汉族平民。得知苏联欺压哈萨克斯坦的同族后感觉被骗了，开始反苏、反三区革命。他看到苏联人不分昼夜、成车成车地把稀有矿产从可可托海拉走，非常痛心，汇报给了当时取代盛世才、主管新疆的张治中，在张给他分了武器、派了国军前往阿勒泰支援后，他义无反顾地捍卫国民政府，带领手下的哈萨克、蒙古勇士们同苏联武装起来的外蒙古部队死拼，保卫家园、维护统一，成为阿勒泰地区牧民的精神支柱。当新疆政权移交给中共后，他还是只认对他有过知遇之恩的国民政府，只认曾和他并肩作战、流血牺牲过的国军，结果被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领事馆所利用，带着自己的部下不断袭击王震部队，造成解放军伤亡惨重，最终被抓获、公审枪决。枪决的执行吓得大批哈萨克人逃往苏联。如果当初政权移交时，有他信得过的人员跟他解释清楚，并与三区方面做好调停，这本是可以避免的大误会啊，可惜了有情有义的一代枭雄。

草原上的牧民把整个山川河流都看作自己的家，毡房拔起后草地如初，没有塑料袋、可乐瓶，他们呵护的是天穹笼罩下的四野，看到游客随地留下快餐盒会不高兴。绿洲上的农民喜欢绿树鲜花，爱惜粮食、爱惜水源，从不往湖水、河水里丢垃圾，他们用小水壶接水洗脸，既干净又省水。他们看到汉族吃饭扔一半、开着水龙头让水哗哗地流走，会心疼。见到兵团农场把大片荒凉的戈壁滩变成了绿油油的树林和良田，觉得自己的家乡变得美丽了，他们就很开心，也乐意接纳这样的汉人。其实他们的信仰中还留存着古老宗教的痕迹，留存着对绿树、河水的崇拜。去回民饭馆吃饭，不用担心，肯定干净、不掺假：无他，那是伊斯兰的教义。每个民族各有所长，每种宗教也各有所仰。西方开明人士所倡导的“共同存在”（COEXIST）恰好就是我们常说的“和平共处”，是人类残杀之后惨痛的教训，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20世纪90年代时去过两次广东，心里就有了一个疑惑：自从1979年画过那个圈以及1992年的南巡讲话后，广东的发展势头超过老牌经济中心上海，不太明白为什么。之后读到一篇关于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文章，这才明白：深圳作为计划中的一个试点集中了全国之力，并减免税收，是国家政策使其富，然后优惠政策扩大到广东其他地区。广东作为省级试点成功之后，全国其他省份就被划分成三个阶段进行逐步发展：先是东部沿海地区，但不包括作为老工业、农业基地的东北；然后是中部，最后是西部。但文章中所说的西部开发只是指陕西和四川，没提新疆。在新疆人眼里这两个省算中部好不好。理解国家没钱，只能集中资源分批投入，只是上海还在崛起之中，湖南湖北还在摸着石头，东北正全线下岗。按照这个进程，若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新疆富裕，也都白发苍苍了。是留是去？

纠结中去了一次北京，拖着又大又重的行李找地方住宿，居然被拒了：服务台说按公安机关规定，持新疆身份证一律住新疆办事处，其他旅馆不得接收。顿时呆立当场：我戴着“建设边疆”的高帽子被当作恐怖分子一样防范？什么人定的政策？心灰意冷中一跺脚，终下决断远走天涯，到那大报小报宣扬的自由平等的地方。多年以后才明白，当年的宣传原来只是某些人意念中的理想，现实则是继续当着三等公民、下一代仍受歧视，成了另一个版本的“献了青春献子孙”。叹往事、空惨愁颜，只能以这里不需要垦荒、到处都青山绿水来自我安慰，权且当作第二故乡。

2001年纽约“9.11”惨案爆发，听到这个消息时震惊之余也激动不已：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以为从此美国愿意跟中国合作反恐了，新疆将要太平了！几年以后才明白，想多了啊。

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惨案发生后，以BBC为首，CNN、纽约时报等等各大媒体报道说维吾尔人在反抗中共暴政，不提是几千名恐怖分子拿刀残杀汉族平民，而当汉族人因警察没接到命令不能平暴、到平暴时又缩手缩脚速度太慢而游行抗议却被抓、忍无可忍到第三天才愤然拿起木棒自保时，报道立刻称他们为暴民。原来新闻可以表述得如此“自由”，令人开眼。那段时间电话、网络全部中断，联系不到家人的我几乎天天试着各种电话卡，直到第二年春节才打通：大半年了，不敢相信电话那头真的传来母亲的声音。

恐怖分子利用脸书、谷歌等网络平台号召、组织了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之后逃脱了大半。中国警方要求脸书、谷歌合作破案，或者注销那些恐怖分子的账号，让他们以后不能再组织暴乱，但各网络平台分别以保护客户隐私、维护言论自由为由拒绝了，致使中共开始建网墙。到底孰是孰非啊。

“七五”之后，逃脱的恐怖分子继续在全疆各地搞暴乱，其中2014年5月在乌鲁木齐公园街早市上又一次造成重大平民伤亡。那年回去，本打算去二道桥一带买东西，正值中午下班高峰期，等了很久都不见空的出租车，后来终于有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我面前，司机把窗户摇下来，一听我要去的地点，冲我一瞪眼，没好气地说：你跑那里干什么！然后一踩油门扬长而去。我愣了半天：维汉之间成这样了吗？

后来路过一所中学，门口赫然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我惊呆了：这是电视上的中东啊。注意到我神情中的异样，几道冷峻的目光向我扫来，我心里一阵发毛，赶紧开溜。

不清楚1984年推出的那项民族政策（请参阅《新疆之痛（中）那些年、那些致命的政策》）到底有没有被正式废除（补注：本文写完后才确定没废除），反正人们终于不再以它为准绳了。警方从2014年开始严查，不论大街小巷，每个商场、菜市场、银行、邮局、医院、药店、公园、影剧院及加油站，等等，只要是公共场所，全都安装着飞机场那样的安检门和箱包扫描带，所有人都要空手通过安检。2015年母亲住院期间，又是送饭又是买药，进进出出的，每天都要被X光扫无数次。居民们都主动配合，默默地期盼着平安的日子早点来临。

各类恐怖事件一直持续到2017年才消停，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在遍布全疆各地严格的安检设施的保障下，新疆人民终于可以放心地出门了，可以安心地去买菜、逛商店、看电影，也可以来一段天山南北说走就走的旅行，再不需要提心吊胆地搜寻炸弹，再不需要躲藏拿刀乱砍的暴徒。久违了三十多年的平安日子终于回来了，而且新疆成了全国最安全的地方，老百姓脸上开始洋溢起舒心的笑容。

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随着对治安放下心来，人们开始厌烦起没完没了的检查、一遍又一遍的X光照射：什么时候才能撤掉这些设备？曾经长达十三年、由教育厅长主导、全疆性的疆独洗脑，需要多少年的恢复才能不再靠安检维持正常的生活？

跟安检相配套的是治安联防，每个单位（包括个体户）都要抽调人员协助警察维持治安，并每天巡逻。这一措施让犯罪分子无处可逃，非常有效。只是，那些个体经营的商户们经常是正给客人卖着东西，哨子一响就必须立刻停下生意去集合，真是买卖不成侠义在。由于不能安心挣钱，外地来疆的商户大多关门走人了，新疆本地的民汉各族店家属于冷暖自知，一直在坚持着。

还有无数个摄像头：外媒把它们当作破坏个人隐私的证据，新疆人民则把它们当作抓逃犯的救命法宝。先把小命保住了再说吧，至于大街上公共场所的隐私，那是未来社会的高级追求。

除了这些手段外，还有结对认亲、下乡扶贫的举措：各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与技术人员，绝大部分是汉族，也有少数民族，都被轮流派往偏远、贫穷的乡村、山区，按结亲与扶贫的不同类别，少则一周、几个月，多则三年，上山下乡。如果是结对认亲的，就要借住到当地老百姓家里，跟当地人结成亲戚，同吃同住、一同下地劳动。有些偏远地区的村民睡的是沿用了好多年的老土炕，一些城里人不习惯，为了卫生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自带被子，结果被认为是搞特殊化，受到批评甚至处分。听着他们的诉苦，我心里都在滴着泪。

下乡是指派的任务，除非家里有人病危，一律不得请假回家，即使家里有孩子、老人需要照顾，也得各自想办法解决。于是出现了孩子被老师请家长，到场的却是家长的同事或邻居。还有准备退休的人，本打算下乡扶贫三个月、一年就回去办退休手续了，却赶上政策分别变为一年、三年，只得留在乡下继续添砖加瓦。

这样的代价换得的成果却是喜人的：老旧的土炕换成了新的，或者换成席梦思床，很多地方装上了马桶，增添了家具，冰箱、电视等也一车一车地运往乡村。最受实惠的要算医务人员入住的村子：以前离医院太远看病难，现在医生就住在家里，免费诊治，左邻右舍全都得到福利。而且乡下认的亲戚也被邀请到城里参观游玩，孩子们看到好玩的游乐园、闪着霓虹灯的高楼大厦很开心，也更愿意好好上学了。孩子们高兴，大人也高兴。

新疆的民汉相处，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天阔地空的地方，难得见到几个人，又都是豪爽的性情，撇开民族、宗教，人间真情都会记在心里。

除了新疆本地人下乡，沿海内地也有大批的人员来援疆，大多是一年。其实援疆属于实行了很多年的传统，包括当年的兵团，也包括当年的支边、知青，还包括当年上海的定向支援：被新疆这样大块头的穷兄弟拖累，上海那时的发展也是步履维艰。感谢全国为新疆付出的人们！其实新疆与沿海、内地的关系就像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谁也离不开谁：我为你守护，你为我繁荣。将来如果能全面使用滴灌、攻克盐碱难关、解决缺水与土质问题，以新疆的面积，完全可以多养活一亿人，缓解人口大省的困境。

十年前，有一则消息说渝新欧铁路修通、直达欧洲，一阵激动，仔细一看原来只是货运，是现代版的火车驼队。盼着什么时候也能运人，或者能开通从欧亚各国到乌鲁木齐的直航，不再需要飞过头顶、继续往东四个小时、转机、再往西回飞四个小时，折返一大圈才落到那个点。

天已远，伤漂泊。留在新疆的，不管自愿还是无奈，都是那里的建设者，在那里撑起了一片天、拓出了一片地。我在愧疚中祈祷，唯愿家乡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2021年4月10日

补注：《新疆之痛》本是一篇，因为太长，只好分成三篇。为了不引起误解，我把三篇的概述加在这里： 

《新疆之痛（上）纷杂动荡的两千年》解释为什么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从民国以来尤其是盛世才时期血腥的林林总总，都与近年来的事件有着渊源，包括现今西方对新疆问题的干涉也都与三、四十年代有关联。

《新疆之痛（中）那些年、那些致命的政策》尽我所知、全面介绍80年代到2016年之间造成新疆动荡的那些致命的政策。曾经的政策让新疆人如惊弓之鸟，但追究责任不能保证今后不犯类似的错，我的目的是为了恳请有关人员正视曾经的过失，今后在制定政策时做足调研，造福新疆的黎民百姓。如能正式废除1984年制定的那项不合理、不合法的民族政策，此生欣慰。再贪心一些，若能把新疆人的收入补贴到全国高点，就能稳住人心，并吸引大批人去开荒、建设，则长治久安。如此，对新疆，我就算是“不负如来不负卿”了。

《新疆之痛（下）曾经与现在》除简略介绍四、五十年代乌斯满事件之外，主要写的是本人从小到大的经历，以及近几年来新疆的变化。变化可喜，但过程有痛，是短痛，挺过去就见彩虹。

一千万人的委曲、二千万人的家园。我尽量浓缩、尽量平和、尽量委婉，只为要一个好结果。

附：

视频：新疆风景【符耕】

石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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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时有建设兵团参与的武斗发生，出过人命，基于管理等等原因，加上苏联的威胁似乎已经不那么大了，国家于1975年决定撤销兵团。1979年中越战争开始后，苏联作为越南盟友，集结了大量兵力压近新疆，中苏战争几乎一触即发，相关人员这才重新审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由王震力主，在胡耀邦、邓小平的支持下，兵团重建。只是此时已是人心涣散、基础散架了，之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更让新疆人（特别是新疆汉人）如同惊弓之鸟，饱受血泪、苦难，至今还在为那些致命的政策付出着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支边、知青开始变老，有叶落归根的愿望，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而且规定子女也不准离开新疆，因为缺人。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上访。一向以人为本的胡耀邦做出指示，放宽规定，允许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或子女回原籍，缓解了矛盾，这是应当肯定的，但后续工作没跟上：本来就缺人，既然放人走了，就应该再吸引新的人来才能持续发展。而且一小部分幸运儿回原籍了，剩余大部分怎么安抚？这项措施应该说只做了上半部分，漏了更重要的下半部分。

1984年胡耀邦推出“两少一宽”的民族政策，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这项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具体执行中更是变本加厉，成了只要不死人基本不判刑，伤残、强奸都不算事。于是一方面有维吾尔族人在靴子里插着刀，一不高兴就拔出来捅几下；另一方面被捅的汉族人报了警却被警察训斥：为什么不知道让着少数民族！受伤的汉族人听了直懵：赤手空拳的得让着有刀的？！即使死了人，找不到线索也都不了了之。这一类的伤亡从未算在暴恐的数字里，只是过一阵就听说又有谁被捅了，一时间街上没了王法，汉族人只能忍气吞声以自保，连出租车司机都成了高危职业。小偷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公交车更成了小偷的天堂，如果没让他们得手，结果很可能就是包被划开，甚至衣服被划道口子，冬天时呢子大衣或皮夹克在后背开个天窗，一下车就只能在寒风中哆嗦，而夏天就春光乍泄了。公交车上还经常看到没穿校服的小孩子，都是不上学的，被大人指使着很快就成了高手。

另外，胡耀邦认为新疆干部中汉人比例过高，要求提高民族比例。这项政策也比较令人错愕：原本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已有一定照顾，基本是能者上，对此大多数少数民族以前并无怨言，新措施实施后就成了能力强的汉族被卡在底层，却依然得完成实际工作，而其上司很可能不懂业务、盲目做决定。这便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形成了汉族干活、民族领赏的局面，不仅汉族有怨言，少数民族也因在实际工作中插不上手而感到被架空，像旁观者，虽然得到了职位，却不觉得自己的价值被尊重。于是原本情同兄弟的民汉之间开始互相猜忌，隔阂越来越深。

更有甚者，胡耀邦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应该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汉族人应当撤回。这是要自宫的节奏吗？知道什么叫地广人稀吗？那么大一块荒无人烟的地盘，移民进来一亿人都不为过。而且即便从汉朝算起汉族也比维吾尔族早八百年就开始生活在西域了好不好？更不用说张骞到来之前古羌人就已经生活在那里了。这些直接就把汉族放在民族对立面的说法让汉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却迅速地就把民族兄弟的脑子给洗了：本来还在感谢汉族开荒修渠、他们也得利，转眼间就开始埋怨汉族占用了他们的土地。那是他们的土地吗？那些都是他们不要的无主的荒地！有些自行跑到新疆的内地人，当时被称为盲流，其中有极个别人确实有占地的情况，但是数量极少，完全可由政府规范管理，而他们实际上在新疆一直受排挤，地位极低，根本就不能作为让汉族撤出的理由。

民考民的全日制中、小学（少数民族语学校，学生们用本民族语上课、高考时用本民族语言的考卷）在原有基础上一下冒出来很多所，采用全维吾尔语教学，用维吾尔语教材，仅象征性地开设汉语课，发生过汉族老师被气跑的事件，有些地方干脆就不开。如果是民考汉，即少数民族选择上汉语学校，高考录取加分是大家熟知的了，满分六七百，给民族加分就高达150分地加了好些年。新疆本地的大学招收有民族比例规定，其中新疆大学与新疆师范大学基本上是百分之七十五的少数民族，因此汉族学生被录取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民族，平时学习还不错的汉族学生就这样被挡在了独木桥外，与大学无缘。这两种照顾方式其实都害了少数民族：前一种造成年轻一代会汉语的居然比老一代还少，出了校门不容易找到工作，倒是保护了民族文化；后一种则从小就跟汉族学生一起上课，汉语水平跟汉族比不差了，但不需要努力就可以从小学、中学一路混到大学直至就业，可是工作之后很多都不能胜任，尤其是市场经济下的技术工种。一位我尊敬的维吾尔长辈说，20世纪50年代高考时只照顾五到十分，那会儿凭的是真才实学，之后才有了他们那一批独当一面。我觉得五到十分有点少了，一百多又太离谱了，考虑到不同地区教育资源的条件，应该把城市与偏远地区分开，采取不同的降分照顾。这就已经比同样不是母语的海外华人子女幸福太多了。

新的民族政策在执行中把新疆人划成了三等：一等公民是维吾尔族，二等公民是其他少数民族，三等公民是汉族。每个民族都觉得自己吃亏了，谁都不满意。我很纳闷儿：唐朝才迁来的民族，地位怎么就比别人高？不该人人平等吗？对这样的政策，我只能说是好心办坏事，政策的制定没有前瞻性，没有预见到可能造成的后果，只凭一片仁心，却对新疆历史、国际势力、边疆复杂情况等等都缺乏了解，根本就没考虑到境外一些势力一直对新疆虎视眈眈，圣母情节之下单方面感觉少数民族受优惠不够（其实已经很过分了），而没明白他们更看重的是汉族对他们的认同和尊重，而寻求汉人认同是西域人延续了两千年的心里积淀。新政策让明理的有识之士感到汉族瞧不起他们、不信任他们，反而伤了有能力的精英；而汉族则是一肚子的怨气，平时强忍着，时不时地冒出一点儿，伤害的都是曾经的兄弟。

随着新政策的实施，清真寺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本来已经世俗化的年轻一代被老人逼着去做礼拜。这一点恐怕很难有对错的界限，只能见仁见智了。

胡去世后，全国都停课、停工、集会、游行、变着法儿地悼念，新疆没有动静。直到五月中旬，柴玲的演讲录音传到新疆，人们听了都觉得奇怪：怎么纪念胡耀邦的游行变成反官倒、要法治、追求平等、言论自由了？不过这几点听起来倒是应该做的，于是新疆各高校的大学生们开始罢课、游行，为了反官倒、要法治、追求平等、言论自由。只是新疆人追求的法治、平等与自由是为了反对那项民族政策、为了在法律面前各民族平等、为了汉族的委屈可以谈论，跟内地的诉求大相径庭。5月18日，浩浩荡荡的学生们开进了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对着自治区党委办公大楼喊口号，从天亮喊到天黑也没人搭理，于是学生们决定静坐。到了晚上，老师们苦口婆心地劝说让回学校，磨破了嘴皮也没效果，周围的商场跟居民给学生们送来吃的、喝的，以及御寒的被子与大衣。一夜无话，到19号天还没亮，传来一个消息：伊斯兰经学院的学生以及几个大清真寺也准备到广场参加示威，他们是反对一本描写伊斯兰风俗的书，作者是山西汉族。这让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诉求不一样，他们还有刀子，坐在一起，万一碰到极端分子就是待宰的羔羊。于是不用劝，学生们立刻决定撤离、回校。陪着熬了一夜的老师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喜笑颜开地往上汇报，政府立刻派来几十辆公交车输送，几乎瞬间坐满了学生的广场就清空了。过了一阵儿，伊斯兰经学院的学生和清真寺的人入场，等候政府首脑露面未果，失去了耐心的他们开始打砸和袭击办公大楼、车辆，打伤一百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政府出动了千名警力才控制住局面。后来那本书的作者与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刑、劳教、处分，之后，新闻、出版审查更严了。

令人失望的是，民族政策并没有因为胡的逝世而停止，从80年代初就不断发生的“疆独”暴乱仍在持续着。最初他们在南疆抢武器，被截下了，就开始自制土炸弹，不过功率不大。当时他们人数还少，每闹一次都要准备些日子才有下一次的行动，所以每次闹完人们就天真地想着可以消停一段时间了，没想到由于政府的姑息，没过几年他们的人数就越来越多，爆炸频率越来越高、技术越来越先进、杀伤力也越来越大，并且有境外分子给他们提供更加先进的武器。新疆边防线太长、边防军太少，有些口岸、关口审查也不够严格，时有偷渡、偷带、偷运发生。有一次，大概是1991年或1992年，居然有整整一个集装箱的枪支弹药从边境一直运到乌鲁木齐才被偶然截获，所有的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起先以为他们只在南疆闹，不敢到北疆来，因为北疆在历史上就不是他们的地盘，而且汉族人多，没想到很快乌鲁木齐的公交车就变成了他们踩点的场所。1992年2月5日是农历大年初二，正值人们过年走亲戚，两颗定时炸弹在52路和30路公共汽车上分别爆炸，造成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同时另有两颗分别在电影院、住宅楼里被市民及时发现并报告给公安部门，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与这起事件相隔不久（记不清具体日期了），2路公交车上还有过一次爆炸，不过没造成伤亡，因此查不到记录。忍受不了接连的爆炸，2路、52路车司机与售票员罢工，因为这两条线路都是从火车站到铁路局，车上的乘客大多是汉族，最容易成为外地来的犯罪分子的目标。

从这以后，一到农历年不是爆炸就是恐怖袭击，于是各学校、单位每年在放假前，老师、领导都再三强调不要出去拜年，如果不得不出去就打车，如果坐公交车就一定要先查看有没有可疑包裹，在家也要注意查看院子里、楼道里有没有疑似炸弹。这样的生活很快就从节假日扩展成了常态，眼神时不时地就在扫视着，人人练成侦察兵。

后来，疆独们发现大多数维吾尔族民众其实并不支持他们，便很气愤，之后再在公交车或公共场所放炸弹时也不管有没有维吾尔族了，只管炸。1997年2月25日下午下班的高峰期刚一开始，四辆公交车在四个方向同时爆炸，包括汉、维、回、柯尔克孜族在内的9人丧生、68人受伤。其中一辆因发现及时，在全部乘客都下车后才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也不在公开的记录中。那天傍晚，到处都车辆戒严，我穿着高跟鞋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回到家，行尸走肉般的都没发觉脚已经磨破，满脑子都是震天动地般的那声巨响，以及后来地上那一大摊血水和玻璃碴。之后的好几年都不敢碰高跟鞋。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所有的爆炸、袭杀案件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90 年代起才把这类具有一定规模的案件定性为恐怖活动，而众多小规模的案例依旧不算在内。

另外，从80年代起还有一条规定也是胡耀邦定的：发生民族暴乱后，要由中央决定处理方案，在中央下达指令之前，新疆公安、武装部门不得采取任何行动。这项规定的起因是曾经有一位警察过度执法而引起更大的暴乱，中央怕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一规定让老百姓和警察都在等待中白白受死，最惨的是子弟兵战士，明明手中有枪也得坐以待毙，任由恐怖分子砍杀。最不可思议的是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乱期间，残杀从天还大亮着就已经开始，经过一整夜都没人能联系到当时的一把手王乐泉，无法上报中央，警察只能眼睁睁地处理一具具的尸体。有一位派出所所长忍无可忍地下令开枪，之后却被免职，理由是违反了民族政策。

根据公开的记录，从80年代到2016年的三十多年间，有一定规模且造成人员伤亡的暴力案件多达数千起，除公交车、早市等的爆炸外，还有抢银行、劫飞机、炸火车、袭击政府、公安部门等等，仅维基单方面统计的不完全死亡数字是六百多人，伤四千人，而中国方面后来公开的相关报道显示实际数字比这要高得多。但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平时的个体案件，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伤亡如果累计起来会更惊人。根据“两少一宽”的政策，公安部门对恐怖分子一直都从宽处理，甚至连大规模的乌鲁木齐七五大屠杀，本来就只抓住了小部分暴徒，处理时又放走了大半从犯，致使这些犯罪分子在之后的几年中又策划、参与了一系列的惨案。和平、安宁是少捕少杀、从宽处理能换来的吗？执政的目的是牺牲平民的生命换得暴乱分子满意吗？

不仅是民族政策引起民愤，控制人员流动是另一项伤害汉族的规定。不过这项规定倒不是胡耀邦的意思，只是在他放走了一批之后，政策就更严了。早期的新疆籍大学生很幸运地全国分配，后来就必须哪儿来哪儿去了：新疆籍的学生要符合规定才能留在内地沿海一带，而且还要办理出疆证。90年代中期，出疆证的官方明码标价是六千块，我当时的月工资才四百，很多人连开出疆证的资格都没有。对于在职人员，除了少数幸运儿和广东开放时的一小段窗口期外，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调出疆外。当年投身边疆建设的汉族青年自愿“献了青春献终身”，到老却不得已“献了终身献子孙”。新疆的发展、稳定是靠压制建设边疆的汉族、牺牲他们的利益得到的吗？每一次恐怖案件发生后，都有一批汉族人宁可丢掉公职、放弃养老金、贱卖房产逃到内地做黑户。前几年陕西、四川大开发引进人才，新疆的户口得以松动了一段时间，一大批汉族抓住了这两根救命稻草，其中仅2017年一年就迁走一百多万。不错，是一百多万！占全疆汉族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没过多久，户口又再次收严。很多人看不懂新疆人口统计数字的变化，这后面都是血泪辛酸。

除此之外，经济政策也加剧了事态的恶化。以前新疆的工资标准高居全国第二，属于穷乡僻壤里的土豪。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沿海、内地的收入标准放开，但新疆按国家规定继续沿用原有工资制度。1993年上海同行的工资是我的两倍，到1996年或1997年就成了近十倍。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常现象，但是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公平竞争吧？国家给新疆下达的政策是稳定第一，不提经济，似乎改革的春风吹不过玉门关。如果允许新疆走市场经济，我们狂卖石油也能富吧？况且如果真按市场经济定价，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允许自由调动就该给补贴吧？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该给予安抚吧？政策造成的治安动荡使一些区域的居民住宅与商铺被狂抛导致房价大跌、而另一区域遭哄抢致使房价暴涨，这一出一进也该给以补偿吧？一有暴乱人们的生活就全部被打乱，该有所补助吧？新疆人在用自己的生命拖住恐怖分子、为沿海内地赢得发展的时间，这种价值该怎样核算？新疆人还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额外责任，不该换算成报酬吗？而且什么时候稳定和经济脱钩了？世界上有哪些地方是祥和而贫穷的？有民族兄弟去内地开会，发现自己忽然从高收入变成三十个省市中最穷的，心理落差之大，回来就不乐意了，大骂汉族欺负人，把气撒在新疆的汉人身上。兄弟，难道咱没在一个战壕里吗？

稳定第一的政策应该也不是胡耀邦的决定，在他执政时期，以前安定团结的红利还在，恐怖分子只是刚开始积累经验，伤亡人数不大，后来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疆独”的口号是“杀汉、灭回，把哈萨克赶到山里去”。这样的极端组织怎么就那么招某些人疼爱呢？

作为与苏联接壤，并曾一度任由苏军横行的边疆，新疆人固有的保家卫国的概念是安享太平的沿海、内地人体会不到的。记得黄西先生在白宫给时任副总统拜登讲的笑话中有一句：“有北极熊在我的后院”，不禁令我对他刮目相看。苏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就把新疆的各种矿藏、资源了解得一清二楚，扶植了包括盛世才、和加尼牙孜在内的好几股势力，目的就是控制新疆的资源（请参阅《新疆之痛（上）纷杂动荡的两千年》）。五六十年代他们一直煽风点火、暗中支持疆独搞暴乱，60年代末、70年代初还一度两军交火、全疆备战。1979年在边境上替越南示威了一把之后，80年代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一时顾不上新疆，土耳其等中东、中亚的势力就趁机活跃了起来。此外还有从三四十年代就惦记着新疆稀有矿产的英、美、日，他们艳羡苏联造原子弹的材料来自可可托海。

有国人说中国那么大，为什么不能让新疆独立呢？我建议到西部去一趟，抬头仰望雪山，看一看什么叫作天险，然后设想一下：一旦把新疆的高山独立出去，大片的戈壁经过河西走廊，一马平川地就能一直通到黄土高坡。难道要让小土丘六盘山当天险、让西安做边关吗？生活在新疆的人们用生死护卫着内地与沿海的繁华，习惯了安宁、舒服日子的人们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世代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是波斯塞种人的后裔，是没有被突厥、回鹘、蒙古同化的古老民族，是三千年来一直留守在帕米尔高原的真正原住民，在雪山上，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用自己的脚为祖国丈量、守卫着边界，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柯尔克孜族也是西域的古老民族，自发地协助政府护卫这块土地的安定；性情耿直的哈萨克人是古代乌孙人与其他族裔融合的民族，可能是由于汉家公主的原因，他们自然而然地对汉族友善；土尔扈特后裔的蒙古人在需要时毫不犹豫地参战保卫家园，阿勒泰边境的蒙古人也立场坚定地抵抗外蒙吞并；回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一开始就是来新疆戍边的。十二个少数民族中有十一个亲汉，而维吾尔族的绝大多数也亲汉，危难时刻也想方设法挺身保护汉族，极端分子只是少数。“民族团结一家亲”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是事实，尽管“疆独”分子并不如此。

第一次看到美国人在土耳其人、伊朗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面前毫无忌讳地大谈猪肉、大口吃肉的情景时，我的震惊是无以复加的。于是开始反思：新疆分设清真、汉餐是对穆斯林的歧视吗？为了避讳只能把猪肉叫“大肉”是大汉族主义吗？在穆斯林面前谨小慎微地尊重他们的习俗是剥夺他们的生存空间吗？一千多万的人口拥有两万多座清真寺是禁止他们宗教自由吗？在各地开设的上千所全日制维吾尔语中、小学校，大学里每个系都开设维吾尔语班，是为了颠覆他们的文化吗？在实际中无限宽松的生育政策是对他们的种族灭绝吗？犯了法还少抓少捕，不得已才关进监狱，这是种族隔离吗？即便前几年设立的教育培训中心也是有原因的，否则满大街正常生活的维吾尔族同胞怎么没被集中教育？英国也有类似的教育营，怎么没人关注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逢疆内各所高校放寒暑假，公安机关就如临大敌：原本单纯的学生把在学校学到的疆独观点带回各自家里，对家人、亲友进行宣传，然后就开始组织暴乱。后来出台了一项措施，要求大学老师的讲义要通过审查才能教授学生，但在执行中反倒是汉语讲义被严格政审，维吾尔语讲义则走过场，气得汉族老师干瞪眼。

不止大学。2003年，由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副厅长、自治区出版社社长等一整套班子编写、出版了新的维文版中、小学教材，编造历史，并将“疆独”内容编入课本，取代老版本，在全疆范围内的所有上千所维吾尔语学校使用，到2016年才被偶然发现，从而叫停。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大批被洗脑的年轻人成了“疆独”的主力或同情者，为“疆独”分子提供便利。我们一直说“疆独”只是一小撮，经过这十三年，面对这些年轻人，我们还有多少底气？

这种“疆独”教材虽然是2003年编印的，却是胡耀邦民族政策一直延续的结果：把汉族撤走，让少数民族管理少数民族，得到的后果是他当初想要的吗？随着那些年轻人走入社会，以后还会有平安的日子吗？悲愤的汉族人被逼急了大骂少数民族，哈萨克与蒙古族很委屈：他们的教材还是规规矩矩的啊。不支持“疆独”的维吾尔族人也很委屈：他们不像汉族家长那样检查孩子作业呀。汉族人左看看、右看看，不管骂哪个族都伤兄弟和气，而当初搅起事端的那个人不但已经作古，而且还因为确实仁义心肠深得沿海、内地人热爱，更因平反过知识分子而受到笔杆子们竭力庇护。

仰天长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生非。新中国成立后难得三十年的和平安宁，一朝间前功尽弃、民不聊生。十年“文革”之后盛行了二三十年的伤痕文学，描写的只是伤痕而已。新疆从八十年代起长达三十多年的暴乱，那么多条无辜的人命、伤残，以及随时随地的惊恐与无奈：只求平安地活着就好，哪里还想得起人生还有文学。

2021年4月4日，清明

附：

维基 新疆恐怖活动列表 （含死伤人数，从1990年开始，之前的不算恐怖活动，所以没被列入其中，而且列入的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另外也不包括三十多年中平时小规模的个体案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6%86%E6%81%90%E6%80%96%E6%B4%BB%E5%8B%95%E5%88%97%E8%A1%A8

石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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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个遥远的地方，远到沿海、内地人感觉不到她的特殊，或者觉得她太特殊；远到快递不能免费；远到瘦肉精和三聚氰胺都不曾光顾；远到三年大饥荒灾害时受影响很小，反而接纳了众多从河南、四川、安徽等地逃荒过来的灾民，也成车成车地救济了旁边的甘肃。新疆很大，大到新疆人到邻县走个亲戚都发怵。新疆地跨两个时区，从东到西的距离是北京到广东的长度，而从北到南则相当于上海到重庆。新疆的面积比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这13个省市加起来还大，而人口却跟上海差不多。

又远又大的新疆确实特殊，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特殊的风土文化。位于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与众多国家接壤，而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作为纽带通过各个关口，从东到西经过中原、西域、中亚、中东，一直到罗马、希腊，驮着货物、运着“快”递，来来回回、风尘仆仆地奔波了两千多年。

从汉朝开始的这两千多年中，中原大地经历了满打满算十几个朝代，其中最乱的不过是魏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与五代十国等很短的时期而已，而西域则同中亚与中东一样，是一片不曾安宁的土地，诸国、诸族相争，时分时合，不是你灭了我，就是我灭了他，然后他又回来灭了你；再加上给子嗣封地，政权数量不停地在变，最多的时候曾经裂变为七十多个小国，之后再继续争夺，随时上演着惊心动魄的势力更迭，每一次更迭都是血泪与苦难。罗列这些更迭需要写论文的力气，远非十几个朝代那么容易。

汉朝初年，西域有着五十多个小国，在张骞到来时已经兼并为三十六个，并且都苦于被匈奴掠夺，因而张骞所代表的富饶、强大的汉王廷是很有吸引力的，只是一开始各国都胆小，害怕站错了队遭匈奴报复。等到郑吉的大军击败匈奴，更有汉家公主在当地的善举（请参阅《梦里天山 美丽的伊犁》），这些小国便主动听命于朝廷。从此之后的两千年间，诸国继续合合分分，不管是对朝廷臣服的，还是从朝廷抢夺土地的，历代西域政权都以被中央皇朝册封为荣，包括最弱的宋与明两朝。

西域诸国中的于阗国（今和田）值得多用笔墨。其实于阗人早在周穆王时就亲汉，作为贡品的和田美玉从那时起就开始在中原展露她的容颜。和田原住民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塞种人、羌人、月氏人等古老民族，唐末宋初时被从漠北南下的回鹘人融合，原语言同焉耆─龟兹语、月氏语一起被回鹘语同化直至消亡。于阗人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信佛，曾一度被成称为佛国，接受汉、晋官封。唐朝时于阗王等不及朝廷官封，就自称为中央政权宗属，并改姓李，一直到宋朝时期仍然继续向宋王廷纳贡。在同喀喇汗国争战时曾向大宋求援，只是当时正焦头烂额的宋王廷无力派兵以助。

了解这段历史得先回顾一下回鹘人的经历。“回鹘”是古时的音译，现在的标准音译是“维吾尔”，他们原本生活在漠北草原。从西亚到大兴安岭广袤的欧亚大陆上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族群，他们骑着马随季节的变化逐草而居，有各自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回鹘是其中一支。公元6世纪时，突厥人，游牧族群的一支，开始有了突厥文字，这种文字很快就被同在中亚与漠北草原的其他众多游牧族群所采用，加以改版后形成各自的分支，回鹘文及其后的蒙古文与满文也在其中，统称为突厥语系。突厥语系中包括突厥人在内的十个族群合并起来，组成了强大的突厥汗国，从此“突厥人”便指突厥汗国人，他们占有从蒙古到中亚的大片土地，奴役包括回鹘在内的其他族群。隋朝时期，因不堪被突厥人奴役，游牧民族中另外十几个也属于突厥语系的族群组成铁勒部落联盟，抱团同突厥汗国抗衡，主要有九个大的分支，所以也称九姓铁勒，回鹘人便在其中。唐朝初期，唐军在属于铁勒的薛延陀部的协助下灭了突厥汗国，并把俘虏的大部分突厥人迁到黄河以南定居，空出来的土地归薛延陀部落所有。后来唐与薛延陀起了冲突，遂同回鹘联合追杀薛延陀，并再次灭了那时又重新建国的后突厥汗国，使突厥的统治势力永远退出了蒙古草原与西域，原突厥在漠北的土地归回鹘汗国所属。回鹘汗国接受大唐的管辖，并协助唐王廷平息了安史之乱，然后自恃有功，在洛阳大肆抢掠。9世纪时，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柯尔克孜）人所灭，失去了漠北的地盘，又因内讧分裂成四支：最大的一支有几十万人，由原可汗带领向南迁移，向唐王廷要索土地与军队以助其复国，因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开始对大唐动武，被大唐打败后全部发配到了江淮一带；另有一支迁到甘肃定居，也就是现在的裕固族。还有两支迁到西域，其中一支先到了当时的北庭、现在的吉木萨尔县，几度征战后赶走了那时在西域为王的吐蕃人，最终定居在汉人居多的高昌（吐鲁番）一带，称为高昌回鹘，后来势力范围扩展到龟兹、焉耆、和田等现在南疆的东部和中、南部地区。另一支回鹘人一路往西南到达当时生活着波斯语系、突厥语系各部落的葱岭一带，即南疆的西部与中亚，称为葱岭回鹘。

迁到西域的这两支回鹘分别与当地人融合，于是长相上就有了不同：今天的吐鲁番维吾尔族像汉人的多，而喀什一带多像印欧人。他们刚迁到西域时都信仰摩尼教、萨满教，之后高昌回鹘很快就入乡随俗，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摩尼教的同时改信佛教，并继承了这一带的传统，把当时已经很有规模的多个千佛洞群、壁画继续发扬光大（请参阅《梦里天山 一半火焰一半清凉的吐鲁番》）。

葱岭回鹘也受当地人影响，转信佛、拜火教、景教等，也没完全摒弃摩尼教，在融进当地人后，逐渐开始了农耕与手工业生活（请参阅《情系天山 用双手镂月裁云》）。10世纪末，葱岭回鹘的地盘上成立了喀喇汗国，定都喀什，后来其可汗皈依了伊斯兰教，把伊斯兰定为国教，并武力逼迫这里的民众皈依，场面血腥。于是，佛国于阗发起了救助喀什佛教徒之战，靠着同样是佛国的高昌回鹘与吐蕃的支持，这场宗教大战持续了百年之久，但最终千年佛国于阗惨遭大火屠城，活下来的人一部分逃到敦煌等地，其余的从此改信伊斯兰。自此，统一了宗教的喀拉汗国开启了文化上的空前繁荣，诞生了由回鹘语编撰的人类瑰宝《突厥语大辞典》与《福乐智慧》，之后阿拉伯文字彻底取代了原来的回鹘文。另外，在这一带也慢慢形成了盛大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请参阅《情系天山 岁月如歌》）。

灭了于阗国之后，喀喇汗王一直对大宋进贡、称臣，就连钱币上都把中央王朝铸在汗国之前，并与大宋联手对抗西夏。

不久，辽朝宗室耶律大石为了逃避金朝的追击带领人马来到西域，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举征服包括喀喇汗国在内的整个西域以及大片的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政权。有意思的是，曾打败拜占庭的塞尔柱苏丹傲慢地命令耶律大石皈依伊斯兰，令这位骁勇的大汗非常恼怒，于是他开始西征讨伐塞尔柱，时间与十字军东征相近，无意间，这个信奉萨满教或佛教的契丹人成了十字军眼里“基督教的捍卫者”。

随着西辽灭喀喇汗国，契丹人强迫喀什人改回原来的宗教，伊斯兰教在西域的扩张暂时告一段落。之后，经过元朝、到明初，吐鲁番一带的佛寺依旧香火旺盛，与其他各宗教和平相处。14世纪末，蒙古察合台汗国的一支在喀什改信伊斯兰教之后，带领圣战士血洗龟兹与吐鲁番，不但回鹘人、汉人被屠杀，连当时控制这一地区的另一支察合台部落因信佛也惨遭涂炭，这是伊斯兰教在西域的第二次扩张，于是各个族裔再次惨烈融合。

蒙古人从宋朝末期打败西辽夺得西域后，在到乾隆时代之前的几百年间里一直都是西域的掌控者，因此很多地名是蒙古语，包括乌鲁木齐。元朝灭亡时，蒙古人只是从中原大地退回到蒙古草原及西域，并仍然在这两个地区继续称王。彼时高昌回鹘人与葱岭回鹘人早已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成了新的农耕、半农耕民族。蒙古人抓他们做奴隶，致使回鹘刀郎部落向沙漠胡杨林深处逃亡，从而保留了比较多的古代习俗，包括萨满教中的狼图腾（请参阅《梦里天山 曾经的龟兹与神秘大峡谷》）。而活动在北疆的其他族群都是牧民，所以北疆的蒙古贵族把转成农耕的回鹘人从南疆抓到北疆给他们种地、做杂事，也利于监管，这是伊犁等北疆一带有维吾尔聚居区的历史原因。

蒙古人统治时期的西域并不太平，几百年中，各部落之间及部落内部互相争权夺地、不停地厮杀。占据着从天山以北开始，南到和田、西到中亚这一大片土地的蒙古察合台汗国后来分裂成西、东两大支，相继皈依了伊斯兰教，并继续纷争。明朝时东察合台的一支由萨亦德率领建立了叶尔羌汗国，建都于喀什附近的莎车，鼎盛时期占领了东至嘉峪关、西至乌兹别克、北至吐鲁番、南至吐蕃的大片疆域，涵盖整个南疆加上吐鲁番、哈密与甘肃西部。萨亦德的表兄弟是大名鼎鼎的巴布尔，两人对对方互有忌惮，于是巴布尔带领人马向南辗转到了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在印度教、佛教的大地上打出了穆斯林的一片天下，也因此才有了后来辉煌的泰姬陵。有意思的是我问过几位印度人，他们并不知道曾经是蒙古人统治着他们，都以为是突厥人，看来他们也把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都归为突厥人了。

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自幼在西藏跟随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学习佛经，因准噶尔部首领被杀，他还俗成为新首领，夺得了包括叶尔羌汗国在内的整个南疆与天山北部、西部，随即向清政府要册封，让朝廷承认其继承僧格之位的合法性。他要求蒙古人转回佛教，但并不血腥强迫，允许坚持信伊斯兰教的融入回部（清朝时把穆斯林统称回部，不同于现在的回族），成为现代维吾尔人口的一大来源。有西藏做靠山的噶尔丹汗国越来越强盛，并开始同大清抢资源，因此康熙、乾隆都曾派兵平叛，尤其是乾隆，与不堪被蒙古人欺压的回部和卓部落联手击溃了噶尔丹汗国。随后，得势的大小和卓趁机叛乱，乾隆于是再次平叛。这两次平叛都有吐鲁番回部首领额敏和卓的功劳，所以后来他被封为镇国公。19世纪时，在陕甘回乱、太平天国的大背景下，喀什、和阗、库车、吐鲁番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不敌清军的割据势力一方在战败后，从中亚引来了“中亚屠夫” 阿古柏打败清军，攻占了南疆全部及北疆的部分地区。双方交战的同时，沙俄从西边入侵伊犁，英国也趁机渗透，想利用阿古柏抗击沙俄，以阻止沙俄的势力进入印度，局势十分混乱。左宗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军西征的。

左宗棠的先锋刘锦棠，智勇双绝、出奇制胜，在当地汉人民团的配合下（请参阅《情系天山 从前有座山》），神速拿下迪化等几个北疆重镇，震惊西域。和田、喀什的首领见势立刻决定向左公倒戈，共同抗击阿古柏的残军，于是刘锦棠又兵战几千里拿下南疆，在当地包括蒙古土尔扈特后人在内的各族勇士的支援下，将不时反攻的阿古柏残余全部缴清（其次子带领一部分人员逃至境外），新疆终于归于太平（请参阅《梦里天山 梦幻巴音郭楞》）。最令新疆各族当地民众感恩戴德的是，刘锦棠目睹当时战场杀戮的荒凉，深知人民疾苦，他一边征战、一边善后、一边屯田，一路发放粮食与种子，遣送逃亡的难民回家农耕，安抚百姓。他主张新疆建省，被封为新疆首任巡抚后继续兴修水力、倡导民屯，力求富甲一方，新疆人难得过了一段舒服的日子，也吸引了大批内地人前来开荒屯田与贸易（请参阅《情系天山 原汁原味的城》），各项利民政策逐步使新疆恢复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当时的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与现今相当。

刘锦棠之后还有几位封疆大吏也勤政爱民、守卫山河，杨增新是其中的一位（请参阅《梦里天山 记忆中的乌鲁木齐》），却于民国初年不幸被暗杀，从此新疆开始了动荡的暗杀、大屠杀、暴乱的三十多年，在盛世才执政时期尤甚。应该说盛世才在执政初期，靠着亲苏、建设等六大政策曾发展了一段时间的经济（请参阅《梦里天山 美丽的伊犁》），但与其他封疆大吏不同，盛世才是提着脑袋打出来的天下，并一直谋求分裂新疆以自立为王。在他初到新疆的时候，疆内一片暴乱，尤其是哈密大乱，暴动领导人和加尼牙孜邀请甘肃回族马仲英前来相助，而这位已经被国军收编的年轻尕司令一心想建立一个横跨中亚的伊斯兰大国。他决意征服新疆，率军打过星星峡一路烧杀，同新疆省军不断恶战。当时新疆还有苏联骑兵，几方前前后后的各种交战摧毁了各地包括天池在内的佛寺、道观（请参阅《梦里天山 灵山天池》）。和加尼牙孜受到苏联的支持，声称要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先后与马仲英两方合合分分，而马仲英与其堂兄马步芳在新疆的势力之间也在互相仇杀。就这样，各路枭雄们在天山南北打来打去，新疆政府军疲于奔命，抵挡不住这种混乱局面，其中仅1933年初的迪化保卫战一疫，横尸遍野。更有甚者，因马军带着抢得的电台仪器藏进多为汉人居住的一片居民区，为了夺回电台，守城的政府军居然放火烧了那片民居，才总算打退了马军，之后运出尸体千余。（请参阅《情系天山 原汁原味的城》）

投奔了新疆政府军的盛世才是当时耀眼的一员猛将，却也胜负参半。为了抗击马仲英，他决定与和加尼牙孜合作，回报则是把南疆划为和加尼牙孜的势力范围，允许沙比提大毛拉替和加尼牙孜在喀什组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这个被英国扶持的分裂政权仅存在了86天就被马仲英消灭，之后盛世才借助苏联骑兵几经征战，终于打败了马仲英。此外，盛世才肃清了听从中央调令、对他有异心的政府军内的各个势力，最终以暴力抢得新疆王的宝座，重新组建了听命于自己的省军，竖起自己的六角星旗，并寻求加入苏联联邦，还跟苏联签署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借条约》，不但把全疆的矿产开采权、土地使用权、货币银行控制权等等拱手让与苏联，还允许苏军在天山南北横行。他把新疆往西的门户完全打开，在东边却派驻苏联骑兵挡住国军进疆。当中共给他递来橄榄枝的时候，他拒绝了，只对苏共垂青。一直到德军强势攻占苏联，他感到苏联胜数无望，才倒向民国政府，开始限制苏联在新疆的行为，并且逮捕苏共与中共人员。为了报复，苏联派人策划并领导了备受争议的三区革命，给后来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再次落下口实，贻害至今。对内，盛世才从一开始就搜刮民财、穷兵黩武、杀人如麻、大兴监狱，被逮捕处决的各界人士高达数万人，绝大多数是汉人，连自己的亲友与下属都不放过，人称“十年督办，十万人头”，让本来就地广人稀的新疆如同人间地狱一般，造成官逼民反、处处烽火。尽管众叛亲离、民怨深重，却被国民政府包庇保下，等到苏联开始对德反攻、胜利在望时，他又撇开国民党、转投苏联，国民政府这才终于忍无可忍把他从新疆调走，走时他携卷的财物数量之大轰动全国。他的仇家因杀他无果，到兰州找上他的岳父，灭其满门，并留下血书“十年冤仇一日雪”。

盛世才被调走后，从南京逃到重庆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对他审判关押，反而任命他做农林部长，这就更加激怒了新疆人，趁这位强势暴君离开新疆造成权力真空之际，以三区革命为主的各地、各族起义暴动愈演愈烈，百姓苦不堪言。三区革命发生在伊犁、阿勒泰、塔城三个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盛世才为了供养大批的苏联骑兵，从伊犁等三区一带强征大量的良马及物资，当地民众怨声载道，被苏联趁机利用。

从1944年的伊宁事件开始，历时五年的三区革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苏联领导的、由几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为主要领导人的暴动，他们宣称成立“东突厥斯坦”。这期间，除革命起义军与国军这两边的军队在激烈作战外，大批汉族平民惨遭极端分子屠杀。作为三区革命青年领导人之一的阿巴索夫后来用自己家庇护了他身边的汉族朋友，并命令停止杀害无辜百姓，可是大量伤亡已经造成了，致使伊宁的汉人街再无汉人。而另一方面，国军抓捕三区革命的参与者并处决，双方都死伤惨重。第二阶段是国民政府派张治中到新疆和谈，苏联同意让步，撤换了领导革命的几个极端分子，并解散“东突厥斯坦”，放弃东突独立主张。国民政府则继续镇压还在暴动的三区革命以及其他地区的暴乱。第三阶段是阿巴索夫作为三区革命代表利用去南京谈判之机，请求中共协助，并表示愿意听从中共领导，于是中共开始参与领导三区民众反对国民党高压统治。因此，国民党方面认为三区革命是彻头彻尾的分裂暴动行径，而共产党则分析其起因、承认其有过独立的主张与暴行、但后来放弃独立并主动要求接受中共领导，因此对三区革命的定性比较积极。

早在辛亥革命结束后、杨增新仍在掌权时，泛突厥主义思潮开始悄无声息地涌入新疆。“突厥”作为一个古民族，在中国史书中专指最初由十个族群合并而成立了突厥汗国的那个群体，他们晚于汉人进入西域，被唐朝大军与回鹘人联合打败退出西域后，在中亚一带与当地人重新融合成很多新的族群，其中的一支建立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涵盖亚洲、欧洲的大片领土，但不包括西域，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败国而解体，之后主张民族独立的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新的土耳其共和国。“突厥人”这个词在很多时候被当成一个外延相当宽泛的概念，囊括了突厥语系的所有族裔，而中国史学界认为这是泛突厥主义。维吾尔族虽然属于突厥语系，但他们跟土耳其的那一支从血缘上讲就太远了，毕竟当年的突厥汗国与九姓铁勒是势不两立的两个势力。1914年，世界唯一的手缮本、维吾尔人的祖先编撰的《突厥语大词典》被卖到了伊斯坦布尔，由此土耳其人发现远在新疆居然还有曾经使用过突厥语的远亲。正逢中国开放国门，一些土耳其人与从土耳其留学回来的一批青年学生分别在新疆开办学校，宣传东突思想，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祸及之后的一百年直至今天。

杨增新被害之后，时局动荡，几个国家在新疆有心培植的各路人马趁机争权夺利，抢占自己的势力范围。土耳其煽动沙比提大毛拉搞独立暴乱，后来被苏联与英国先后利用，英国趁势摘了桃子。苏联在新疆培植了多个势力，其中互相打得死去活来的盛世才、马仲英、和加尼牙孜都是其扶植的对象。此外，美国与英国驻新疆的领事馆也参与到各类暴乱之中，支持建立了另外几个伪政权。苏联通过盛世才控制新疆后，每天用近百辆卡车来来回回、不间断地从富蕴（可可托海）运走大量的稀有矿产，用来制造原子弹，这个情报英美是知道的，也派人实地考察过，只是没有机会分得一杯羹。此外，日本、瑞典、法国在新疆也都有自己的势力。当时的新疆因地大物博而怀璧其罪。当然也不能否认苏、英、美经新疆从陆路为国军提供了大量的抗战物资支援——历史从来就是复杂的。

经过盛世才的杀戮夺权、独裁且多疑的酷吏统治及三区革命开始时的大量民族屠杀，本有大批汉人的新疆，汉族军民死伤数万，其余大多逃往内地，这也给中共接管新疆时汉人总数少而留下了口实。在三区革命期间被国民政府任命到新疆的张治中，在此伏彼起的暴乱中力求安抚百姓、维护中华统一，跟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合作，决断地将新疆和平地转交到新中国手中，实乃不幸中的万幸，值得立碑纪念。

这是很简化版的新疆历史了。如果不从国号，仅从统治者的族裔来看，最早是印欧、波斯语系的塞种人与其他土著，包括姑师人、龟兹人、羌人、楼兰人、乌孙人、大月氏人、于阗人等等。他们被匈奴人打压，直到汉人打败匈奴统一西域，之后又分别有柔然、高车、哒、吐谷浑、吐蕃（藏）、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满、俄等不同族裔的掌控者。在一众眼花缭乱的统治者中，早已进入农耕封建社会的汉人是最为温和、最惠及当地各族百姓的：修城挖渠、垦荒造田，使当地繁荣兴旺，不奴役当地人、不野蛮通婚、不因宗教血腥屠杀，中央政府强大时能给他们庇护，所以西域的各族百姓在历史上对汉人政权一直都是拥护的，否则他们无法逃脱做奴隶的命运。沙俄虽不把他们当奴隶，却拿他们当炮灰，抢夺青壮年去为他们在欧亚大陆上四处征战，包括攻打突厥。而满清的歧视与狠辣则是闻名的，平叛的结果让北疆大片土地几近无人区。两千年中，汉人在西域的政权都是因为中原内乱导致无法顾及而失去的。汉人政权中最残暴的盛世才是个千年不遇的异类，生性多疑，又从日本陆军学校学到大肆杀戮的残忍作风，但他主要是对汉人残暴，虽然也曾歼灭回军、逮捕杀害与他合作过的维吾尔领袖。他个人的贪婪、残暴最终成了汉人的原罪。为了平息因他而起的各地暴乱，国军的镇压也是血腥的，致使后来中共一直在民族政策上让步，替盛世才与国民政府买单。

其实包括维吾尔在内的各族新疆百姓对毛泽东的爱戴远甚于内地、沿海地区，库尔班大叔执意要骑毛驴去北京是他们朴实的想法，直到20世纪90年代时，在偏远地区的维吾尔族老乡家中依旧悬挂毛泽东相片的还比比皆是。他们感恩毛主席给他们带来的和平生活，把巴依手里的土地分给他们，让他们耕者有其田。他们感恩汉族帮他们开荒造田、修渠发电，他们为跟汉族一起并肩建设边疆而感到受尊重。想理解这一点需要先明白西域人曾经做奴隶的历史，并体会一下新疆有多大、人力有多弱小：到处荒无人烟，即便现在都是动辄开出去一整天也见不到几辆车，这么浩瀚又荒凉的地盘，需要的是人，是大量成批的人，就算一个军团开进戈壁滩也还是人手远远不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没有占用当地已开垦的土地，进驻新疆的是当年的三五九旅，他们延续了南泥湾开荒的传统，万亩荒滩变良田是几年之间就可眼见的变化，是奇迹，带给当地少数民族的是欣喜。不仅是农田，兵团在全疆各地建立起全套的工业基础，后来大部分产业都转交给了地方，扶持地方经济发展。可以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开荒狂魔、基建狂魔、生产狂魔，在本是半奴隶、半封建社会的大地上，从一开始就带着当地各族民众一路狂奔，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三十年间，民汉之间是兄弟情谊，是携手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努力。

那三十年间有过个别的几次暴乱发生，但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明白是暴乱分子在搞破坏，都支持政府平乱，因为平安的日子得来不易，在这一点上也是民汉同心。现在很多人对王震曾在新疆进行镇压表示猜测、不解，其实王震进疆时，新疆的政权虽然和平移交给了中共，盛世才的省军及国军中不肯起义的旧部仍作为武装力量袭击王震部队，南北疆也都还有着苏、英、美、日、土耳其等支持的各种势力，而之前就此起彼伏的各地暴乱，当时的国军也只顾得上镇压了其中的一部分。王震追剿的是这些武装势力，不分民汉，也并非平民。这些势力中得以逃脱的那些人，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都分别经西藏、帕米尔高原出境，辗转到了台湾或者国外。

202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