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的衣裳 （上）

FarewellDonkey18

我们肯定有祖宗！

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祖宗！

这在生物学上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祖宗的存在。祖宗和我们，只不过是同样一些染色体在时间长河中使用的不同外壳而已。如果能像古埃及国王那样，一直坚持亲兄妹结婚生子，那他们直接就是祖宗自己。

当然，由于族外婚因（交配），就存在了基因交换和混合。越来越多的人，交织上了共同的祖先。同时，染色体自身也会产生变异，而且这种变异基本是恒速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变异现象当作“基因钟”。根据不同人的基因差别，推算出多少年前出于相同的基因（共同祖先）。Y染色体只有男性有，可以用来追踪男性祖先。复旦大学干了一件也不知道靠不靠谱的事：在今天中国人中收集了一些样本，推算出大约在五千年前，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过三个超级祖先。而这三个男人的现代后裔，大约占今天汉族人口的40%。

于是就有人出来说，我认识这三个人！他们就是炎帝、黄帝和蚩尤。很突兀很奇怪吗？为什么不能是路人甲、乙、丙呢？不过，如果不把他们叫做炎帝、黄帝和蚩尤，你又能想到什么其它名字呢？好吧，设想一下你突然知道了有个祖宗，让你从两个名字中选一个命名：分别是“黄帝”和“南方古猿阿法”。选哪一个？假如你是个炎黄子孙的话，我肯定你一定选“黄帝”！这就对了么。。。等等，这不是在玩同义反复吗？对的，实际上为祖先命名这件事，本身就是“同义反复”。从生物学上，一代一代是顺着时间传承的；但是在历史上正好相反。祖先其实是后来发现的，是我们有了文化需求后重新发明的概念。在一定的意义上，远古的历史，的确如顾颉刚所说的，是层层累积出来的。生物学上的麻烦，从来不是历史学上的麻烦。而生物学一旦解决了问题，历史学就来了大问题。

显然，生物意义上和文化意义上的祖先，是不可能重合的。我们需要操心的和能够关怀的，只能是文化意义上的祖宗。正因为事实上时间上的顺序相反，现代生物学的一切进展，对历史和文化都是颠覆性的灾难。同时，生物学除了让人贱如尘土，贱如粪土，还有什么其它效用？在有这门科学之前，人类就已经苦于自己是如鸡狗一般的生物体久矣。既然我们需要一个祖宗，一个共同的祖宗，一个文化上的祖宗，那就先忘掉所有的生物学！

让我们乘着神话的翅膀，

随我逆时光回访，

来到这姬水之畔，

曾经祖宗生活过的地方。

这翅膀年代久远了，神性减弱。我原来是一直要飞到昆仑山的。昆仑之虚，弱水瀛洲，稷泽之畔，帝宫巍峨，玉槛环绕。九井九门，醴泉灌树。西边长着珠树玉树璇树；东边是莎棠和琅玕，南边是绛树服常；北边是碧树瑶树文玉和玙琪。这个可以有，六千年前到三千年前，正是东亚气候大幅波动的时期，经常百年内三变，所以大部分地区是针阔叶混合林，树种不要太多。

我们的祖宗豪阔，黄帝天天都吃玉膏，吃一半扔一半。。。当然也不全是浪费， 扔掉的一半就用来浇花（丹木），然后丹木再结果子给下级鬼神们吃。银光烁烁的瑶池漫溢出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汇聚为纤尘不然、清洌透骨的瑶水。瑶水东去弯过了九道湾，四百里水路就到了槐江山。山上有悬圃，是黄帝最钟爱的下界花园。这悬圃不说也罢，因为一说，就有人联想到西边的“空中花园”，丰富到我们的祖宗是“那边”来的了。。。。。。

山西芮城县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朝元图

九翎九冠，五色斑斓的鹑鸟伺候黄帝换好了出门的衣裳；虎身九尾，人面兽爪的陆吾，打开了昆仑宫的大门。八足二首，牛角马尾的穷鬼吹响了号角；三头六眼，递卧递起的离朱，一齐睁开了所有的眼睛；九首人面，朝东向阳的开明巨兽，也恭顺地持戟致敬。凤凰鸾鸟，身上挂满了五色长蛇，在头顶盘旋；铜头铁额，四目牛蹄的蚩尤，率领猛兽开道；雨师屏翳，风伯飞廉，只配跟在车后扫洒除尘；青身红纹，鹤嘴一足的毕方，驾驶着六龙拥围的象辇；宽袍阔袖，心不在焉的象罔，在一边飘飘洒洒地伴随。威严的祖先，拥有无上荣仪的黄帝的车队，过来了。快看快看！祖宗的脸，看清了吗？和我们的相像吗？见着黄帝穿什么衣服了吗？没敢看，这阵势，凡人早吓得屁滚尿流地跑远了。

我们长成什么模样，祖宗有很大的功劳。祖宗长什么模样，就全是我们的功劳了。黄帝究竟龙颜如何，让我们十分好奇，却恐怕不是能简单地“可想而知”的。黄帝的子孙超多，他的一个嫡子叫昌意，昌意生了韩流。这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山海经·海内经》）。除了一张人脸，其它是些猪嘴，长脖子，麒麟身体，猪脚，两条腿并在一起分不开。韩流生帝颛顼，这一枝，是很多汉族人认定的正祖。帝颛顼的尊容，一般不敢乱说，但他有些子孙的模样流传下来。他有一个儿子，夭折了。就是魍魉，身体像黑人，又黑里透红。黑头发，长耳朵，红眼睛。住在人家屋角专门吓唬小孩。还有一个儿子叫檮杌，状似老虎，人脸上长个猪獠牙。尾巴一丈八尺。另一个儿子叫穷蝉，做了人家的灶神。长相就是个红壳甲虫，过去人称灶马，今天我们叫做小强的。不但一个一个的，还有一窝窝的。比如：“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山海经·大荒西经》）唉，长这副德性，不死奚益！

够了够了！那些传这样不像话的子孙们想干什么？我找来找去，不知道自己究竟像是谁的孙子。这些子孙们都画成像挂出来，可以是成套的动物进化图谱，填补了所有的缺失环节；也可能是历代所有到访过地球的外星生物脸书，有图有真相。当然，我们了解原始思维，就知道长相异常，是领袖们必要的素质。长得像人，只是父母的功劳；长相怪异，才是神的工作。神让人长得像其它动物，是要传达特别旨意，或是在众人中偏爱选拔此人。越是要有异于常人，就越是不能长得像人。“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列子·黄帝第二》）”。黄帝的长相，是不断变化的。大概在公元二世纪出品的黄帝石刻像，真是一脸福相，只是有些像今天的金三胖。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今天再刻再画，就越来越瘦身了。黄帝减肥成功，子孙们辛苦了！

左边是东汉恒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建于山东的武梁祠黄帝石刻画像，右边是以武梁祠石刻画像为蓝本，雕刻于2010年的陕西省桥山黄帝陵轩辕殿内的浮雕。黄帝成功瘦脸。

渺渺茫茫，模模糊糊。神话可能是不太实在。要不还是看看历史吧。“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让人说点啥好呢？一共五百字的章节，开篇就是二十个字没有一点实质内容。真能比神话强吗？但是我觉得司马迁也算尽力了。至于开始说黄帝是神，然后黄帝武力超群，然后黄帝善养生，然后黄帝特聪明，然后黄帝讲仁义，再后来说黄帝制度先进，最后黄帝促进了生产力。这些都是子孙们的事。子孙们让黄帝走下一个神坛，又走上了另一个神坛。是当我们发现一个祖先，想让人群共同承认时，必要的资格认证。如果把赋予祖先的上述每一种品德对应一种动物，比如龙、熊、龟、狐、麒麟、金牛等，就是一组图腾。

黄帝有这么多的品德、这么多的图腾背景、这么多的发明创造，可在商、周现存的几十万字的早期甲骨金文记录中，根本找不着黄帝的字眼。“帝”字在春秋以前，一直专指“天神”，从没有用于人的。在《孟子》中首用于尧舜。“皇”字在春秋以前一直是个形容词，意为伟大壮丽。到《楚辞》首次当作名词，代替“帝”来指天神。《荀子》首次提到“五帝”，但他只说到了帝尧帝舜两个名字。要到《吕氏春秋》才出现三皇五帝的说法。“皇”和“帝”一齐用，是秦始皇的发明。

早期社会，是一个民神糅杂的传说时代。神往往只有统称，名不见于经传。可是到战国，突然出现了很多书籍，里面冒出来很多远古亲戚的名字。黄帝怡然混迹其中。可见江湖上的传说以前就有，并一直在口口相传。到公元前386年，遥远的东方发生了一场政变，史称“田氏代齐”。田姓（或陈氏）家族，流放和杀掉了姜姓的齐国国王，取而代之。田氏齐国传了三代到齐威王时（公元前357年），制作了一件青铜食器《陈侯因齐敦》，铭文中明确提到了“高祖黄帝”。这是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黄帝”二字第一次出现在金文中。

铭文：“皇考孝武桓公，恭哉，大谟克成。其惟因齐扬皇考，绍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答扬厥德。”

田氏突然攀上了黄帝，这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田氏的祖先姓妫名满，原是个庶民。当年周武王灭商后，为了作政治秀而大肆寻找和封赏各式“先王”后裔。妫满时来运转，只因为武王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让满作为帝舜苗裔的代表，分封到陈地。从此改妫氏为陈氏。陈完是后代的一位陈国王子，在国内争位斗争中失败，举族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姜小白）。齐桓公任命他作工正，遂改陈氏为田氏（其实是一个音，只是写法上有不同）。后来在齐国政变的就是陈完的后裔。所以，田氏的根在陈国。而陈国，一直号称羲皇故里，神农旧国。固然胡公满当初封到陈国的主要任务是祭祀帝舜，但按照传统，封到一地，不能绝了本地祖神的香火。陈国一直祭祀伏羲和神农。本来作为官方指定的帝舜苗裔，已经足够高大上了，为什么还要另找一个？如果要找一个更大更早的祖宗，为什么不去攀缘伏羲，或者炎帝这一枝？

问题就出在炎帝身上。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是姜姓的始祖。旧齐国原来恰巧是姜姓，是正统炎帝后裔。而且原来的姜姓齐国还祭祀蚩尤。田氏福至心灵，巧妙地借用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的民间故事，为其篡齐正名。暗示人们，田氏篡齐，只是黄帝战胜和代替炎帝的延续，天道的循环与历史的必然。在田氏齐国，黄帝是王室的直系祖宗，于是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正确性。黄帝的命运也从此改变，从众多的群众演员中一跃而至前排。齐国一直是东方大国，与西方秦国抗衡的领袖。也曾是炎帝后裔中最大的姜姓的周朝封国。其时秦国已经建有青黄赤白四帝之祠，如果齐国改宗黄帝，那黄帝的影响，就可以说横贯东西了。

田氏齐国，虽然国力上不是最强大的，但有一件舆论利器，是任何其它列强没法比的，这就是稷下学宫。这是当时最高学府，学术中心，领导华夏思想新潮流。虽然这里面号称百家争鸣，但寄人篱下，就要保持对国君祖宗的基本尊重，各派起码都必须点个赞。同时，学者想要在众多大师中出人头地，就得又红又专，在政治上领先。比如邹衍之流，还有后来齐地的著作如《管子》等，无不衷承田氏的宣传大纲，大谈和推崇黄帝。庄子也不例外，孟子也疑似跟过风（我们今天在《孟子》中已经找不到相关说法，但荀子曾批评过孟子一派跟着阴阳五行派起哄）。一时间，黄帝风头无两，直欲压倒同行的青帝白帝以及其他一众祖神。不过，随着田齐亡国，学宫衰败，黄帝的身影似乎又模糊起来。

（上）

疯狂的石头（下）

FarewellDonkey18

阅读历史时，我们往往苦恼于有太多的爱恨情仇纠缠其中。正相反的是，考古挖出来的石头都是冷冰冰，似乎不能告诉我们古人的思想和感情。即使发现一些画像和雕像，也没法确定究竟是为了艺术还是为了巫术，形而上还是为了形而下。事情总有例外。当有一天，石头发疯发烫起来，我们就开始理解古人了。

石器从开始，就主要是采用比较坚硬的品种制作。燧石、水晶、石英脉都是最常见的。应为它们硬度高还容易打出锋利的刃口。一度衡量石器技术水平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在单位石头上，打出的锋刃长度多寡。到新石器时代，磨制工艺让可用的石料选材更广，以至于有用页岩（硬度很低）制作的石铲。主要是容易加工，加上耕作黄土特性比较疏松，够用了。总之，一切考虑都是为了使用。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祖先迷上了“玉”。什么是玉？到后来，玉的品种和来源太多，只得宽泛地定义为“玉，石之美者”。

我国考古出土的年代最早的真玉制品：兴隆洼玉玦，距今约8000年。

各种玉石，打磨光亮后，的确要比普通的石头抢眼一些。但玉石，确实不是做工具的料。中国史前古玉主体，是透闪石和阳起石两种角闪石类矿物。这类矿物是由于地下岩浆侵入白云岩或砂岩地层，经高温作用和离子交换过程形成的。所以化学成分和结构差异较大。即使在同一地点和同一矿坑中，由于和岩浆的接触关系不一样，成份和质地都不一样。这类矿物敲打不出锋利的边缘，不能做刮削器。同时硬度也较燧石石英低，不值得做砍砸器。玉石理论上说可以达到摩氏6.0-6.5的硬度，实际上要更低。石英是摩氏硬度7.0的标准比照矿物，我们平时用的钠玻璃大约是6.5，都比玉石坚硬。不信你可以拿你家的祖传宝玉在窗玻璃上划划试试—当然责任请自负。辉石类的如“翡翠”矿石倒是可以达到6.5。可是当时人根本不用，因为没法加工。

 
左边是石斧石铲石钺，右边是玉斧玉铲玉钺。

不适合做工具，但是先人们还是做了，精心地做了。而出土的这些玉器中，不论是工具形状还是兵器，都没有实际使用过的痕迹。也是，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能拿去砍砸呢？出土玉器以五千年前左右为最盛。那时候没有金属工具。主要玉加工工具为“解玉砂”，就是石英砂。要在玉上开个洞，需先钻个小孔，让后用兽皮割搓成细弦，沾上解玉砂来回拖拉切割。或者用竹筒做成钻，同样沾上解玉砂转动。这样的工艺，在一个十五厘米高的玉琮中掏个圆洞，估计就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雕刻打磨，都是慢工出细活。一件玉器，需要的人力劳动量是惊人的。

既然没用，为何费老鼻子神要把玉琢成工具模样，古人疯了不成？是的，他们打了二百五十万年石头，终于“形而上”了。玉器是通过夸张性的炫耀来取得精神上的优势。你我都有一把铲子，你的石头铲子没有我的玉铲子美丽贵重，就证明我高你一等。这没用的石头，成了身份的象征。成了一种权力证明，资格证书。“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见到没？没有玉，你就没有资格参加政治协商会，也不配称个“国”。

这些玉制的工具都很笨重，从几斤到十几斤都有。绝对不能挂在身上，会把自己砸伤了的。还得成天举着别人才能看见，好累。后来就开始出现了专门制作的佩件。在有“国”之前，玉是部落首领和巫师的标志。对于有身份的人来说，玉就是挂在身上的剑桥牛津大学的毕业证书。红山文化中有一套佩戴在身上的“学位”体系：其中“本科文凭”玉猪龙出土存量超过一百个，在大小和形制上高度一致，可以看出专业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水平。

红山巫师学院毕业证书。从左至右：博士-硕士-本科-高中-初中-小学。

玉石是很漂亮，但漂亮绝不是它们成为象征物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珍稀程度和加工的难度和劳动量决定的。五千年前，我国的玉文化是沿东部海岸从北到南分布，主要是红山、大汶口和良渚文化。恰恰这些地方玉矿很少。而在多产玉矿的西部玉文化并不发达。在良渚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了700 多块玉。是所有史前考古中出土玉器最多的。下一次再出土这么多玉要等到两千年后的商代妇好墓。反山一次发掘了11座墓，出土近五千件玉。我在网上找不到一张反山12号墓的出土现场全景照片，只有一张示手绘意图。可能这墓是70年代挖的，第一个出玉的墓，很意外。当天又下雨。只好用略逊一筹的23号墓的照片示意一下盛况，想象在这些玉璧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堆玉钺玉琮等大家伙。

左边是反山M12出土遗物示意图，90%都是玉。右图是M23出土时的照片。

反山12号墓里是玉钺玉琮玉璧俱全，体现了集神权、军权和财权于一身的大权独揽。还出土了迄今为止最大的“玉琮王”和最精美的带有Logo（神符）的大玉钺（见上面玉钺图）。而且，这是所有反山墓中唯一葬器都是真玉（透闪石）的墓，这也是我们知道古人能够识别“真玉”的证据。其它墓中都杂有一些“彩石玉”。真是等级分明。将这么多劳力财力投入到没有实用的玉器制造，明知不是“真玉”，还投入同样的劳动去雕琢，这已经超出“虚荣心”了。

埋在反山或瑶山这些人工大土堆上的，都是贵族。每个墓里都陪葬几百件玉器。在一个人类期望寿命只有三十岁的时代，这些墓里埋的玉，需要多少专业工匠，经年累月的劳作？那些大型玉琮玉钺，一个熟练的工匠一辈子也只能完成一两件。将这么多劳动浪费在玉上，又一起埋到墓里，好让后人再从头浪费起。是何种炫耀和威压，从而在精神上摧毁别人的平等意识。这种殉葬，其实和人殉是一样的原理，也为直接用人殉打下了基础。这些文明的灭绝，也是不该意外的事。有人说是因为古人认为死人用过的东西不祥，不能再用，必须埋掉。但是在黄帝的老家铸鼎原西坡遗址中，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墓里出土了三件玉钺，是西坡遗址中出土玉钺最多的墓。显然不能用这小孩一辈子已经用过了这么多玉钺来解释。

随着进入青铜时代，玉作为礼器逐渐被金属器代替。根据二里头出土的全套玉制武器的形制，推测夏代玉器主要作为王室仪仗使用。在商代，礼器还是玉铜并重。而且商代对玉的应用，开始渗透到王室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品种之多，前所未闻。周代的玉主要作佩件“以别尊卑”，但有更多品种的专门制作的“葬玉”。到两周，尽管重要礼器已经以青铜为主，但对玉的使用和控制更严格。由于记载较多，让后人能总结出周代的用玉制度。

当年夏禹开会用玉做入场券，现在依然保留。有一件西周铜器卫盉，上面的铭文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个大贵族矩伯，要回王室参加年度祭祖，但没有按礼制应该贡纳的玉器。就接受了“弼马温”（周代管理马匹和皮具的官）裘卫好意进献的一片玉璋。事后卫发来了账单，要求偿付靠近京畿的八百亩良田。矩伯大怒，这是赤裸裸地讹诈！拒付并怒斥卫。卫当然有困难找政府，上诉。执政官判决下来：黄金有价玉无价，矩伯你就照单付了吧。为了庆祝和纪念这笔横财，卫就铸了这7.1公斤的酒器。 

卫盉    卫盉铭文拓片     玉璋

当然这还不是最过分的。大家知道那个“传国玉玺”，有多少阴谋和人头相牵连？它的前身是和氏璧，据说是秦王愿用十五座城相交换的东西。再前身，就是块石头：

楚卞和往楚山，见石中有璞玉，抱献楚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怪其诈，刖其左足。历王卒，子武王立，和又献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又怪其诈，刖其右足。武王卒，子文王立，和欲献，恐王见害，乃抱其璞哭三日夜，泪尽继之以血。。。

为一块石头，至于吗？卞和为什么不自己留着玩或琢开来？还是身份问题。按周制，平民私自加工和拥有玉是要掉脑袋的。后来的所谓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是因为有玉就是君子还是有身份才能戴玉，搞反了。礼崩乐坏之后平民也能戴玉，儒家就立刻赶时髦装土豪，为此还编出一套“玉德”理论。从此玉的神话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除了维持一些如玉的成份和硬度等秘密外，最大的含糊其辞就是玉的储量。

透闪石和阳起石，地质上的可开采储量，相对于人类需求来说是无限的。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南美洲有大量的矿床，开出来为地球上每户人家做马桶铺地砖什么的，绰绰有余。但谁都不去开发，因为真没什么实用价值。一旦大批开采，价格就会贱如粪土。为了维持这个“珍稀”的传说，中国人搞出了种种花样。比如，一定要是某个“老坑”的才好。或者是山上的矿不算，一定要零碎掉下来的，还要在河里滚了几百里的才算。等等。

中国人对玉的狂热，被利益阶层小心地维护着，不让大众降温。地质学界不发表储藏消息，忙着卖矿石。考古学界发无数论文，胡猜什么玉料来源的千古之谜，也不把样品送到实验室里去做化学分析。1960年岫岩玉矿发现一块重260吨的大玉石（后来又出了一块6万吨的，但都是蛇纹石，一种最软的玉），时任总理的周恩来亲自指示：“这是稀世国宝，不可多得。一定要保护好玉石王。。。”。到二十一世纪，温家宝总理的太太，还垄断着这些把石头当作宝贝卖的国家生意。

啥，石器时代已经都过去啦？俺们咋不知道咧。。。。。。俄也没听说。

人类，用了近三百万年石头，今天还在用得好好地。为什么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到了这个漫长的“石器时代”的末期，对“玉”这一种无用的石头品种发了狂呢？而且一疯八千年！正式因为这种现象，考古学界有一种呼声，要在中国的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之间，加上一个“玉器文化”时期。看来我们要反思的是“文化”。

文化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打猎动物来吃，不算有文化。但打猎之前，先要把动物的图形画在洞壁上，围着又唱又跳拿箭头去戳，那就是有文化了。烧个泥巴做容器，未必有文化。但是在陶器上画画压上印纹，就算文化了。追上女人就摁倒，不算文化。媒妁聘礼，坐花轿拜天地，就算文化了。所以，文化就是并不参与实际生产过程的，与基本生存无关的，多余出来的东西。如果要显得文化，那就一定要找没有用处的东西。玉正是石头中不适合作工具的无用之物。老子说：当其无，有其用。玉正是因为没有实际用途，才有文化上的用处。

人类走出非洲，基因中并不带着“玉”的碱基对。八千年相对于人类历史虽短，但对于文明的历史来说，太长了。文化并不能遗传，它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可为什么我们对这种石头的狂热八千年都没有变？人类一开始文化，石头就疯掉了！若石头不会发疯，那就是人疯掉了。我们究竟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什么？DNA也变异了，文化也无数变了，贵族都消亡了，只有这一股疯狂劲没有变。至今我们还在自欺或欺人，认为拥有和佩戴一块无用的石头，就真的成了“贵族”，或起码在“道德”上就高人一等？看来证明我们是共同祖先的后代，不依靠基因，也不需看文化，证据却是这种一脉相承的“疯狂”。

三百万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石器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且刚刚发生在几千年前。人类号称有哺乳动物中最好的记忆力，可当我们去回想这段往事时，却一片迷茫。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也没觉得变化过。考古遗址也不能告诉我们，迷玉岁月，究竟是石器时代里最后的辉煌，还是最后的疯狂。我们不是依然在用石头，同样对“玉”崇拜么？要说变化，也许我们会觉得今天比古人“文化”多了，还有了科学，应该比五千年前更理智。可我前几天（7月16日）还看到一条新闻：《玉石质量下滑价格反涨：多为枪手高价拦标》。谁说我们现在不发疯？谁说的：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下）

疯狂的石头（中）

FarewellDonkey18

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甚至文明？有疑问的只是外国人，我们则有书为证：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韩非子·五蠧》

可惜外国人读不懂中文古书。只好也让一个外国人站出来解答疑问：瑞典地质学家Johan Gunnar Andersson。这家伙取个中文名字叫安特生，却特不安生。他本是北洋政府农商部请来找矿的矿政顾问，却成天琢磨着收集古生物化石。他让中国助手们不论到哪里，都要帮他找化石。一次他的助手刘长山从河南带回来几百块石头，安特生发现其中有很多像人工石器。来了兴致，跑到河南去发掘，结果仰韶这个小村子从此世界闻名。河南渑池仰韶，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原点，一个绕不过去的坐标。以后的一切文化以它为基准而展开。

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的邮票：一睹特不安生兄当年风采

这个不安生的家伙还是第一个到周口店去乱挖的。幸亏他只挖出了两颗牙齿，不然北京人可能就叫“特生人”了。他闹腾出的动静还把当时的瑞典王子招引来了。可怜北洋政府没经费接待，就把这伙人一齐送到梅兰芳家里，吃喝娱乐加礼品都归梅老板掏腰包了。不过安特生挖出不少东西，又会讨好政府王室，瑞典政府就拨款在斯德哥尔摩建了一个东方博物馆，把他挖出来的东西都运过去陈列，他也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任馆长。

愿意不愿意，说到中国的考古，总是以外国人的名字开头的。单单当时在中国活动的这些外国古生物专家，就有一大堆。比如上面说的法国的桑志华、德日进，奥地利的师丹斯基，还有瑞典的安特生和加拿大的步达生等等。德日进是鉴定和认定北京人头骨属人类的主将之一，而步达生则是人类东亚起源说的鼓吹者。当时真不愧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帮冒险家在中国的冒险活动，给中国留下两门与石头相关的显学。一门是地质，这是中国以前全无的，所以洋气高调，其业者很多都显要，如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温家宝等。另一个是考古，由于中国历史学强大，一贯重文字轻实物，看不起弄石头泥巴的。所以一直低调，都是纯学者，如裴文中贾兰坡等。世道无常，显学也有黄花日。曾经名师如云的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已经有好几年一个年级只有一个学生了。看了半天石头，给大家贴个鲜活美女照片换换脑子：

一个学校，一个年级的合影，也可能是一个学科的剪影。

我们一方面要感谢这些外国学者，帮中国找到了旧石器和新石器的文化遗迹；另一方面，免不了在学科基因中带着他们的偏见的影响。他们见到了什么新玩意儿，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和自家的东西去比。安特生证明了中国是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但是他认定这个文化是从西方传来的。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好像没有特别原因，也不需要特别理由，因为这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好吧，他也算有些理由。他在仰韶发现了彩陶。他当时找到的仰韶彩陶比较粗糙。他认为中国彩陶是从西亚经中亚传过来的。那么越靠近中心，应该越精致。等一直传到河南，就相当粗糙了。这算是个“观点”。具体一些，就是从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一线的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的扩展和延伸到中国。他一开始就相信这一点，觉得完全能凭彩陶的精致程度来划分遗址和地层的时间先后。

左边是一直在教科书上的图片，比较典型的仰韶文化半坡型人面双鱼纹陶盆。时间大约在六千年前。右边是花卉纹陶盆。这些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最精美的一批。安特生当年在河南仰韶找到的彩陶和碎片比这些还要粗糙。

不过安特生毕竟是个真正的科学家，理科生。科学训练的本能让他觉得，再合理的说法也需要证明。所以他不太放心，要去寻找仰韶文化从西边一路过来的物证。1923年，他从北洋政府要到1000大洋的经费，一纸公文，和十来个卫兵。骑上骡马，一路向西。他这一路先后发现和命名了齐家和马厂文化遗址。因为陶器比较精致，又在西边，所以他认为这些都早于仰韶文化。虽然实际上都搞反了，不过他当时并没意识到。一天，在路边摊贩那里无意看到一个彩陶罐，顿时就给跪了！这一趟没有白来：这个彩陶罐吓煞人！顺藤摸瓜，马家窑彩陶从此享誉全球。

马家窑彩陶钵，四千年前的水波纹，足以让河图洛书太极阴阳鱼都黯然失色。

什么是丰富多彩？马家窑彩陶

什么叫抽象现代？马家窑彩陶纹样。

马家窑陶器太美了，美得不真实。这批陶器除了后来成为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的当家明星外，当时也让安特生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的推测是对的，越往西陶器越好。不过，马家窑彩陶有些过于妖孽，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安特生又继续西行一段，却没有再发现高质量的彩陶。马家窑成了孤证。

随着各地收集到的彩陶和陶片越来越多，更多的证据似乎不支持西来说。安特生不甘心，又准备第二次西行考察，正好碰上中日战争爆发，不得已作罢回国。几年中潜心研究带回瑞典的陶器，陷入沉默。随着遗址之间时间和地层叠压关系的不断揭露，到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他承认晚于仰韶的马厂期的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相近，但在河南及甘肃仰韶时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另外的种族参加了陶器的制作。今天，见证过几千种各色陶器，埋首于数以亿计的坛坛罐罐之中的专业人士中，已经没什么人再有空去操心“西来说”了。这个戏法，现在却时不时有很多怀旧的业余票友出来唱上两嗓子。

（中）

疯狂的石头（上）

FarewellDonkey18

《贺新郎 读史》（1964 春）

作者: 毛泽东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好词！只是毛同学这里理论没有联系实践，第一句就出了偏差。人猿相揖别，究竟在什么时候，实在说不好。我们用过古猿，人猿，猿人等等名称，直立人的人种一个个出现，又一个个灭绝。到今天只剩下智人一种了。但是这些人或猿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砸石头作工具。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石器工具，制造于二百五十万年前的非洲，几乎和直立人的历史一贯。对，是敲打石头。至于磨石头，就算是我们今天号称智人，也才学会一万多年。肯定在人和猿分开之后好久了。就算是砸，俺们也未必就是干得最好的，现在已经灭绝，当年曾经遍布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存在交叉过几万年。他们留下来的石器，比当时欧洲智人的作品，还精美几分。所以，应该是：“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砸过”。如果要照顾平仄，敲过打过击过锤过任选，用“磨过”，则稍稍提早了几百万年。

如果我们自认是直立人一脉相传的话，那么最初的二百五十万年里，我们的祖先都干了些啥？不外乎“找吃的，生孩子，砸石头”。不管是人猿还是猿人，只要沾上个“人”字，就会砸石头。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一百多年前，人们还不这么想。当时人们没有DNA技术，不认为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新种，是刚从非洲出来的。而是认为猿人就地进化成当地的现代人。欧洲人类起源说非常强势。1890年爪哇人被发现后，这个说法就逐渐演变成欧洲文化中心说。即：各地可能有猿人，但技术文明是从欧洲起源，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

根据这个说法，若中国本地有原始人的话，应该是不会砸石头的种。理由很客观，就是没有发现过原始石器。当年的石器都是有品牌的：要么是阿舍利，要么是莫斯特。既然中国没有发现，那么中国这地方后来又有人类文明，合理性就是从西方传来的，应该在石器时代之后。1948年,哈佛大学教授（H.L. Movius）还画了一条莫氏线，把中国为主的大部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划为不会制作（阿舍利式）手斧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直到2000年，广西百色出土的80万年前制作的精美手斧照片上了《Science》封面，大家又扭扭捏捏地考虑了十四年如何移动“莫氏线”的问题。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最早最强版， 还不是法国人约瑟夫岐尼的中国人是埃及人的移民后代说。而是英国人理雅格说的：诺亚的子孙来到中国留下后裔。。。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但我们只要记住：西来说，会一次次地改头换面，一次次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层次、不同主题上顽强地复活。

中广网西安2013年1月26日消息（记者雷恺）记者今天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在陕西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发掘中，出土石制品18000余件，引人注目的是，发现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类型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工具组合，这是迄今在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工业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和遗址呢？因为当年压根就没中国人认识旧石器。看看上图的先进技术石斧，这么个破玩意儿，掉在地上，你拣吗？这些顽石，形体就不像个灵物，更是没有实在的好处。躺在地上也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可是既然关系到我们到底是愚蠢的还是聪明的祖先的后代这个大问题，还是需要识货并捡起来的。1923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神父，伙同一个信进化论的教会叛逆德日进神父（多好的名字，难怪后来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来到宁夏水洞沟，挖出了一大堆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工具。然后他们把石头运到欧洲，联合大名鼎鼎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布勒和步日耶（也是法国神父，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者裴文中的导师），在1928年共同发表了以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为主要研究地点的考古报告《中国的旧石器》。这下大家没话说了。（到本世纪，水洞沟遗址已被发掘过六次，共出土石器四万多件。）其实几年前，德国传教士肖特就在水洞沟发现过一件石英器，只是没有“国际影响”。桑志华信了，才组团来发掘的。因为桑志华在1920年，已经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层中，发现过石器。

甘肅隴西盆地水洛河﹑清水河流域調查發現的石製品﹕1 .刮削器(Scraper)﹐2 .砸擊石片(Bipolar flake)﹐3.砸擊石核(Bipolar core)﹐4 .石核(Core)﹐5 .尖狀器(Point)﹐6.石核(Core)﹐7.石核(Core)﹐8.石片(Flake)﹐9.刮削器(Scraper)。（李鋒等供圖）

一旦中国人认识了，就好办了。从此中国旧石器遗址一个接一个被发现，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等，都是同时有遗骨化石和石器工具出土的遗址。中国大陆地区发现的打制石器件数以亿计，年代从两百万年前直到数千年前。找到了所有在欧洲发现过的石器类型。很多当年的石器加工场地，遗留下遍地成品半成品废品，层层叠叠。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人族，敲了二百五十万年石头，虽然技术有些须改进，但翻来覆去就这几种。真是好耐心。当然这些人也用木头骨头制品，只是较少遗留下来。如果将火也算作一种工具的话，无疑木头才是用得最多的。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四万年前左右。这时，法国地区的“克鲁马努”人已经开始躲在洞穴里画野马野牛作法术了，丰乳肥臀的“维纳斯”雕像成批出现。虽然还没有开始大批磨石头，琢制的石器已经很精美，弓箭和渔网也造出来。石箭镞和石网坠，骨质鱼钩和渔浮等已经常见。考古界有人称这一时期为“中石器”或“细石器”时代。但由于各地相差较大，缺乏明显的界限标志，这一划分并不是很流行。

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4～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黑龙江地区已有古人类活动。进入新石器时期后，随着人口的增多，生产能力的提高，黑龙江流域逐渐按照血统组成比较固定的氏族部落和部落集团，先后形成东部的肃慎、中部的濊貊、西部的东胡三大族系，开始进入氏族社会。

由于工具器物种类迅速增加，我们逐渐地可以将古史开始和考古实物对照阅读。但传说总是把这些器物的发明归于某个圣王，与出土实物在时间上相差甚多。古人没有相关知识，所以经常乱下结论。比如博学的孔子，曾经把大型动物化石胡说成是大禹所诛防风氏的腿骨。但靠得近些的东西他们也能认识。这些出土于黑龙江的细石器箭头打制得很漂亮。当年孔子在陈国辨认出的肃慎氏之矢（石砮），应该就是类似的东西。这种石箭头，一直用到后金努尔哈赤时代。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欧洲人在非洲还报道，当地土著到他们的垃圾堆里拣啤酒瓶，敲碎了做箭头，比他们惯用的石箭头更锋利。

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当然，这是个相对的说法。也许多少年后，统治地球的机器人会指着在煤层里挖出来的一个iPhone化石说：这是机器人类的文明曙光。真正的文明开端，当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标志，开始是定义为磨制石器的普遍使用。到这时，砍砸器进化为石斧，刮削器进化为石刀，尖状器进化为石钻。。。后来把陶器的出现列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因为陶器可以看作是“人造石器”。不仅可以做容器，陶刀，陶镰，陶铲等都普遍使用过。再后来，把农业的出现加入并定为最重要的标志。也很有道理，这三个标志出现的时间差不太多，是互相关联的。一旦人类进入农业时代，就再也不愿意退入渔猎采集生活了。从此人类进入单向轨道，只能向前。新石器时代的生活，不仅为人类今天的物质文明建立了基础，还或多或少形成了今天现代人的文化心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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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活在历史中

FarewellDonkey18

曰：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屈原 《天问》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许多的人们，但并没有人生活在历史中。在历史中，我们都死了。

好奇心害死王子屈原？你问得太多了！—— 尧舜禅让图砖雕：那衣服帽子都是什么Fashion？

我们天天说历史，其中包含有许多意义差异。台湾学者王明珂总结说：““历史”这个词，在中文里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其一，真正曾发生的过去；其二，我们所记得、述说或书写的“过去”。在英文里也一样，一个字词，history，代表两个意思——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叙事。为何有这样奇怪的现象？这是因为人类都生活在历史记忆造成的社会里，社会现实是如此真实，因此我们普遍将历史记忆当做历史事实。”（《谁是炎黄子孙》）。虽然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其一”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有没有其一，都会有其二的。不论是文字，还是口述，应该都是作者和讲述者的作品，本身不是事实。而事实仅是：过去的，已经都过去了。不需要的，很快会被忘记；需要的，随时可以被创造出来。所以，詹金斯（Keith Jenkins）哀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历史的再思考》）

那么，文字和口述有没有可能是事件和事实的忠实记录呢？也许有，但那是在历史成为历史之前。人类很早（比书写历史的出现早2000年）就有文字记录事件的癖好。但那不是为了让后人看的，而是对活在当世的人有具体的用处。开始只对少数人。对当时的大人物来说，乱了血缘，替别人养孩子并把家产外传，或者祭错了祖宗，让别的鬼魂吃撑了而自家祖宗饿“死”，是古人短暂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当然，还有神的旨意，或者神在地上的代理人的旨意，也是不能被口口相传搞错了的。也要记录下来。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记录占卜结果的。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中东契形文字，是用来记帐（税收和交易）的。这两种文明从一开始就显出了根本上的差异。

这些记录我们今天把它们当作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但是它们自身不是历史，只是些可供演绎的“原料”。历史的产生，是一种区别于这些机械记录的创作冲动。专门的历史创作是带着强烈的目的性，而这些目的，从来就不是忠实地记录事实。自从人们开始编写历史，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有用”。而历史的编写是有典范的，只有符合这一典范的作品，才会被接纳，不管名称叫做《历史》还是《春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都会遵循不尽相同的“典范”。过去的记录会被一次次地“格式化”，从而来迎合新“典范”。但是从一开始被确立的核心典范却一直没变。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似乎历史可以，据说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这恐怕是历史的最大作用：可以当镜子的依据。其实历史是不能当作正常的镜子使用的，它只是枚“风月宝鉴”，你仅能看到你心中所想见到的。正如贝内德托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这句话，科林武德曾经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历史，而是在严格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人在写作和阅读中把自己的认识投射到历史上，但是却追求他们读到的历史，是纯净的真实地记录，没有被别人动过手脚。可以理解，却算不上是什么高尚和公正的要求。这种想法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最多类似于“在天堂中有无数处女等着侍奉你”的信念，尽管同一群处女“历史上”已经侍奉过无数人了。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爵士曾自矜地说过，“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历史既然是别人出力编写的，那肯定是经过了作者的“消化道”的。历史学家的消化道究竟有什么功能？我们可以追究一下，典范是怎么确立的。

定下今天使用的历史这个名称和内容之间联系的，是希罗多德。他写那部书，既是心血来潮，又不尽是。因为他一心想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规范教育。为了宣扬神的荣光，或者为了他自己的伦理道德观背书，希罗多德毫不犹豫地编造。他在《历史》第一卷中，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与梭伦就“幸福观”进行对话的情景。实际上这段描写是不符合事实的虚构，因为梭伦赴小亚细亚游历之事，发生在克洛苏斯当政前的三、四十年，这二人是不可能对话的。对他来说，为了神而说谎，一点也不卑鄙下流，就像当时贵妇在神庙里卖淫奉献一样，是神圣和应尽的义务。所以他毫无负担的宣称：“我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不一定就相信这些全是真实的。我的这项声明适用于我的全部著作。”历史学第一典范：光荣编造。

这个典范的确立，一直影响着欧洲或我们所说的西方历史的轨迹。许多年后，黑格尔曾说：“中国人的历史只包含赤裸裸的、明确的事实，而对它们不加以任何意见和推论。”这是针对欧洲热衷推论而说的，也是在证明中国的历史还处于原始和初级阶段。若真能够如此，就该谢天谢地了。黑格尔和许多启蒙运动中的欧洲公知一样，对中国一知半解却总爱拿中国说事。读《为历史学辩护》，没翻两页，就见到法国人马克布赫洛一本正经地说“与其它文明不一样，我们这个文明特别注重以往的历史。。。”。作为炎黄子孙，我心领神会：我们只是各自注重自己。现实让人哭笑不得，自己的历史，甘苦自知。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历史工具意识”的人，坚定地认为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他把以前单纯的记录，改编成了历史。可是，我们看到孔子是一手拿剪刀，将电影胶片剪剪贴贴；一手移鼠标，在关键的部位都打上马赛克。孔子遮掩和修改历史记录的行为，却被徒子徒孙们欢呼为“从此乱臣贼子惧”，实在在逻辑上无法理解。难道如实记录反而不惧，可以任意修改的历史反而让作恶的人惧？但是从另一方面，这句话却可以直接理解为一种弹冠相庆和武器的炫耀。原来历史可以这样使用，“布衣卿相”们终于夺得（或发明）了一项“话语权”。编写历史的人，可以按需要将人在历史中打成“乱臣贼子”。所以你最好给历史的写作者一些好处，我们可以帮你瞒讳丑事。或者起码尊重些，不要与我们作对。历史学第二典范：隐瞒篡改。

其实通过改写《春秋》，孔子还定下了历史学第三典范：以史牟利。推行历史恐怖主义。换成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威胁把某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说法，人们能够穿越到历史中的过去去钉人，或者要钉到过去只让古人看而让现在人看不到？所以，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就是：我们有话语权，可以现在就抹黑你。因为这次不是借用神的名义，而是在和现世当权者争权夺利。所以孔子不如希罗多德那样自信。干完后忐忑不已：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有了这份好处，改写历史，不再仅仅是孔子的一时冲动，而是无数后来人的雄心壮志。改写历史的唯一依据，就是现状。现状改变了，历史“真相”自然会相应改变。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自己”。其实不是历史在重复，而是历史在不断根据现实被改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 （贝内德托?克罗齐）。卡尔（Edward H. Carr）在其著作《历史论集》中說：“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話。”

创立历史学门规的大佬们

孔子的敬仰者，司马迁出场了。他的《史记》是被公认的“史家之绝唱”，因此其动机也历来被人们不断的探讨。他曾用“成一家之言”来概总自己写作的目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在《报任安书》中又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两处均出自司马迁本人之口，道出他写作的主要宗旨。历史事实发生过多少次？周公孔子，活了几辈子？如果历史只发生过一次，为什么会有诸家之言？为什么有了诸家之言之后，还能再成一家之言？看来，历史不只演出过一次，有几个历史作家，就有过多少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第四典范：全面覆盖，标新立异。

在这些重重门规的笼罩下，我们就历史问题发生争论时，其实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争论事件或事实，而是文字如何解读。大部分时间，我们争论的都确实是历史，但也确实无关事实。个人依照自身经历去理解历史，依照现实物解释历史，依照眼前需要去裁剪历史。这些，都是必然的，因为历史就是为了满足这些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泰勒（艾伦·约翰·珀西瓦尔）说过：“历史不是事件的目录，而是对事件的看法。”因而历史问题，是不可能有所谓“最终决议”的。现实的改变，永远推动历史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最初如何写历史，并不能起决定作用。现实需要，才是历史的第一真实性。

当人去楼空，言随风散，事过境迁之后，通过历史的片纸只语，我们知道了历史上有过一些人，发生过一些事。但是，我们见不到活的人，真的事。那些曾经生活过，呐喊过，拼杀过，哭过笑过，并有幸留下雪爪鸿泥的人们，都已经死去。而历史能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的身影，只是些魅影。因为，所有的古人已经化为符号、道具、角色、甚至脸谱，在历史这个舞台上，按剧本和导演的编排，表演着与他们符号意义相称的一出出故事新编。

我们需要历史，正如我们需要诗歌、音乐、戏剧、舞蹈一般。但是，我们唯独对历史赋予特别的期望。希望能增加我们的智慧甚至指导我们前行。这些期望都建立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期望和现实总有差距。即使历史有百分之五十或八十的史实在其中，又有多大的可靠度呢？你并不需要整个历史，其实只需要其中某一点来支撑你的推论。可往往那一点就是最靠不住的，因为编改历史的人也正需要掌控那一点来指引别人。即使史实全都保证是“真”的，也只是精心挑选过的真实，还是碰巧符合了当今现实而成为“真”的。我们其实不该赋予历史它所不能承担的重担。

无奈，人类又是不可救药的历史瘾君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出于对这个物种的孤独旅程的恐惧呢？还是对短暂生命的不甘？我不知道，但对于创作作品的真实性追求，并不比想从虚空中找出神来更现实。历史也许是对舞台上浓妆艳抹的反动，也许是人们不甘自己总在舞台之下做看客。可是如果能将历史与戏剧一样看待，我们要少了无穷的负担。至少我是这样看的。历史只是文艺这锅汤里的味精，稍加一点，就能增味起鲜。如果问我为什么对历史如此感兴趣的话，我的前十个回答都会是：“好奇”：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

玉石阑干什么人留？

什么人骑驴桥上走？

什么人推车压了一道沟？

从屈原的天问，到今天的儿歌，都是一个推动力：好奇。回答的“正确性”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有各色各样的答案，一个比一个精彩，一个比一个更让今人愿意接受。历史原本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时，产生了使用价值。而其意义也应该严格局限于此。但是，对成年人来说，好奇心却是一种让人羞羞答答的情感。为了掩盖这种羞愧，我们就赋予了历史一些莫明其妙的崇高的外衣。而皇帝的新衣又必须要靠真实性的谎言来支持。年代日久，我们自己已经相信了这些外衣，被自己的虚荣心绑架了。从而，真实性一直是所有历史产品的卖点，成了一种信仰，“信”以为真。这就和你在买一块宝石或一件古董时，卖家出具的鉴定证书一样，证书本身并不是物品的一部分，甚至说毫无关系。只是用来安慰你帮助你建立物品的稀缺性或物有所值的信心的。

历史的价值还来源于其不真实性。我们长途旅行的时候，经常上下海拔千米，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但是，我们在游乐场坐过山车的时候，上下不过几十米，最多上百米，却体验到了不同寻常的刺激。历史就是这样来娱乐读者的。几个小时的阅读，就可以飞越百年千年。为了服务这种需求，历史学家们都是过山车的经营者。他们建造各式各样的设施，却提供类似的体验。他们无一不声称这些过山车都是真实的。是的，他们都能提供一种刺激的体验，但你却不是真在旅行，只是转了几个圈又下来了，然后慢慢地津津回味。为了能多卖票，各种设计无不穷精竭虑。如果落差不够，他们毫不介意会挖些坑，垫堆土。

不过有的时候，或者对有的人来说，如果不抓住一丝真实性，就让人睡不了安稳觉。那么不必总去为难历史，有个替代品。在这个替代品里，没有帝王将相，只有字母编号；没有礼乐仁义，只有柴米油盐；没有威武荣耀，只有森森矛箭；没有雕梁画栋，只有断壁残垣。它就是考古。考古是片断的，琐碎的，没有系统性，缺乏连贯性，更缺少解释性和指导性。但这些缺点，正是真实性的保证。历史，就是在追求上述优点的同时，失缺了真实性。“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怎么知道？与其去寻章摘句，不如去拿铲子挖，拿刷子刷。墓室里的腐泥积水，碎骨骷髅，都是看得见摸得着闻得到的真实。一边压抑着反胃，一边翻腾着兴奋。仿佛在偷窥祖奶奶们的闺房一样屏住呼吸，看到了活色生香让人血脉卉张。但时间和辈分的距离，足以消解了一切非份之想。让我们能冷血般地一点一点揭开时间的帷帐。

今天，我们不仅有铲子和刷子，还有体质人类学，DNA分析，花粉孢子，植硅石，碳14钾40，热释光，等等。考古注定是赤裸裸的。它看到的人，都是褪去衣冠，溶尽血肉的白骨，但是我们依然能从遗留中知道许多。我们不清楚地位官爵，却知道身高体重；不清楚丰功伟绩，却知道刀箭创痕；不清楚社会角色，却知道劳作磨损；不清楚七情六欲，却知道生老病痛。我们能知道这些古人吃什么，甚至能分析骨骼估测他们生前饮食的肉菜比例。这一些，都是冷冰冰地无法被历史消化改写。很多历史的热心人都不喜欢考古。因为考古注定要是肮脏泥泞的。既不像史书一样可以红袖添香处夜读，也不能像古董一般于窗明几净中把玩。所谓骨董彝器，其实与考古无干。因为对考古来说，器物只有在出土的地层中才是活的，一旦洗净了泥土锈垢，它就失去了有用的信息，死了。

原生态的考古，发现并不总是需要摊开一溜排的标准探方。

相对而论，考古还是个新生儿。可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考古发现对现有历史体系的破坏性是巨大的。考古为我们挖出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不过，我们对考古出来的世界的震惊和陌生感，完全来自于历史的先入为主。正是因为有历史，我们以为自己是知道过去的，结果挖出来的东西居然都不认识！考古先天不足，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只能有限地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对我来说，历史满足我们的看大戏的瘾，考古是日常小曲。我愿意他们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从而让我们有所口味替换。但财大气粗的历史不会袖手一旁的。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到今天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两千多岁的历史学，正在老谋深算地一步一步想把考古学招安了。

历史在利用考古，考古也在利用历史。其实人类离不开历史，因为我们要的是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显耀荣光，豪门世家，渊远流长。。。这些，都不能靠刷泥巴建立起来。历史根本不需要担心。相反，考古学则面临如何生存和长大的问题。因为人类是靠喝历史的奶成年的，如何让枯燥琐碎的考古引起人们的食欲，只有去模仿人们熟悉的味道。考古今天要靠历史的羽翼来庇护。这些一看就令人生厌的编号白骨，需要被打扮成女娲貂蝉，才能让被历史奶大的人们理解接受，从而为自己挣到赖以生存的口粮。

看到这幅景象，你觉得他们是有个名字好呢，还是只留编号更容易下手些？

人类尚未断“历史”的奶，但是已经开始吃一些“考古”的辅食了。更可能人类的脐带还与母体连着，因为我们还时时依赖相信“神话”。尽管到了今天，人们对待历史和神话大不相同，但无可否认他们都共同起源于某种“社会记忆”。时间永远不停息，一天一年地过去。它是一切的创造者，也是一切的毁灭者。但时间却不是一个很好的掩埋者。今天我们回望遥远的祖先，无论是通过历史、考古、还是神话，还是同时戴着这三重眼镜，都能看到令我们眼花缭乱的场景。在那已然湮灭的荒城故道，依旧是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断壁残垣的楼台宫殿，帝王将相依然在歌舞升平勾心斗角；折戟沉沙的荒原河滩，依旧硝烟弥漫马嘶人叫；荒冢古墓的森森白骨，依然明眸皓齿粉妆妖娆。这不过这一切的憧憧曈曈，并不再是真实的古人的身影，而是被历史学家的手笔加上我们自己的幻觉所操控的一些重重叠叠的“魅影”。

能穿透时间雾霾的，只有魅影。

*** *** ***

这一篇原是为讲几个祖宗的故事所写的引子，但是滴滴拉拉地打了这么多字，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开场白的应有长度。可当我真想删减时，却陷入了汪曾祺先生的“老太太择菜论”怪圈：这片叶子勉强还能吃，那一片也舍不得扔。那就都留着吧，反正也没有多少人能看到最后。能看到这一段的，我为你的超级耐心点个赞！但是，我还是怀疑你的耐心正好到这里被消磨光了。所以，在这里做个自说自话的承诺：下面写的，不该这么乏味了。请放宽心继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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